从新县城到曲山镇再到禹里乡，道路一直通向著名的龙门山深处。汽车穿过五六个“5.12“地震后修通的隧道，使原来几个小时的车程缩短至十几分钟。王烈勋老师指着连绵超伏的山峦说，你爷爷当县长的时候，通往禹里的道路根本不通车，都是那些难于行走的羊肠小道，很多地方两只脚都不能并排落地。

    到了禹里，我站在老县府的前面，望着四周莽莽的群山和崎岖的山路，想到八十多年前，爷爷奶奶带着年幼的父亲在这里工作生活。这里山高路险，土地贫瘠，人民生活艰难。爷爷当县长，家里吃的蔬菜多是奶奶和随员在屋后种的，肉食多是爷爷偶尔在县城附近或下乡时射猎的野鸡、野兔、麋子等。而且还教育我年幼的父亲要学会吃当地粗粮，说玉米粒伴大米合蒸的饭是金银饭，小孩吃了长得壮实。那时的生活多么艰苦，多么不容易啊。

    更难以想象的是，就在这远离交通的大山深处，竟然走出了一位跃马挥戈、英勇殉国的抗战英雄和一位声震全国、扛着“死”字大旗冲锋陷阵的抗战老兵。

    四、台北忠烈祠的祭拜

    台北忠烈祠与我有两次情缘。2010年4月我参加台儿庄大战的纪念活动，有位台湾《中央日报》的张记者，听说我在查找爷爷的资料，他就给我提供了可以通过台湾国防部后备司令部函查的信息。我立刻通过朋友在台湾查询。很快国防部留守业务处及参谋本部人事参谋次长室传来消息，在台北的忠烈祠的武烈士馆，供奉着为国牺牲的爷爷王麟的灵位，牌位号是（J7——19）。当年10月，我报名参加青岛刚开通不久的赴台旅游团，并且和旅游社商议去忠烈祠祭拜爷爷事宜。经过反复商量，旅游团领队终于破例答应我在台北离队半天。到台北之后，我当即来到忠烈祠武烈士馆，请下了记载着王麟等百位烈士的灵位牌。在映衬着盛开鲜花的祭台前，我向爷爷的灵位深深地鞠躬，第一次在海峡对岸的灵堂祭奠先烈，胸中涌动着澎湃的情感，然而又是五味杂陈，难于言表，任凭眼泪默默地流淌。从此，我把台北忠烈祠视作爷爷的墓地一样，总希望有机会常常去祭扫，去看望。与台北忠烈祠的第二次情缘是在2014年春。一天，我接到来自成都严裕寿老师的电话。他是滕县保卫战中，于3月16日镇守东关身负重伤的严翊营长之子。他去台湾旅游，受到何允中老师的委托帮我查找烈士资料。在台北忠烈祠，他请回了一幅王麟烈士灵位牌的大照片（这是台北忠烈祠的一项新服务）并转交给我。照片突出了烈士王麟的名字和牌位号。制作精美的图片上写有“中华民国抗日烈士故王麟上校”及“烈士奋勇牺牲之气节永为我国人同胞缅怀景仰”几行醒目大字。我好感动，既为忠烈祠对烈士的敬重，对工作的尽心尽责，也为严、何二位老师的深情厚谊。这份情谊，是先辈用生命和鲜血凝成的。

    十几年来，除了在滕县，在荣昌，在北川，在台湾寻找爷爷的足迹，我还在许多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在书报和影像资料中寻找爷爷，获得了许多珍贵资料与信息。邹汝祥、何允中、赵令德、任世淦、熊文正、王烈勋、夔剑（孙宏志）、陈德崇（上海交大老师，他哥哥陈德华是在滕县牺牲的烈士）、张鹰（四川辛亥革命领袖张培爵后人）、谭亚萍（在台湾）等友人，易艾迪、成北良等亲人，他们给我的无私援助不胜枚举，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对他们的谢意。最好的感谢，莫过于继承先辈遗志，为振兴中华而有所作为。

    至今为止，找到一张爷爷照片的愿望还没实现，我的寻找之路还不能停止；弘扬烈士舍身救国精神的重任还没完成，我的抗战使命还不能停歇。我参与了龙越慈善基金会“抗战老兵回家”网站的志愿者工作，帮助在世的抗战老兵是我完成使命的具体行动之一。明天，我将继续走在探寻的路上，为爷爷以及更多抗战英烈寻找出更多的历史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