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爷爷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谜。

    最早认识他是1985年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台儿庄光照人间》这篇文章。文章生动记录了中国军队和民众为保卫津浦铁路北线，保卫徐州开展的临沂阻击、死守滕县、血战台儿庄的悲壮战役，那一幕幕激烈的战争描述吸引我不停地读了下去，读着读着我看到了川军、看到了王麟——我爷爷的名字，以及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从此，我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爷爷是国民革命军第22集团军41军124师370旅740团上校团长，是台儿庄战役中牺牲在山东滕县东关的抗日烈士。1986年，电影《血战台儿庄》上映，影片中台儿庄战役的揭幕战——滕县之役的画面完全可以用炮火连天，白刃血拼，残垣断壁，一片焦土来形容。战事最危急的时刻，士兵向王铭章师长报告：“……740团团长王麟死战不退，已和阵地上的官兵们一起壮烈殉国了。”从此，我知道爷爷是在滕县血战最前线抗击日寇英勇殉国的第一位团长。但是，这些都只能够让我知道爷爷作为一个军人的忠勇和壮举，使我对他尊敬崇拜，骄傲和自豪。而我却更想知道那个与我有血脉亲情的爷爷长得是什么样子，他的生命历程又是怎样。为此，我渴望找到一张爷爷的照片，继而寻找他的人生轨迹。

    从2001年开始，我循着爷爷足迹，踏上了寻找的路程。先后去过山东滕县、台儿庄，四川成都、北川，重庆，荣昌，台北；档案馆、图书馆、省志办、忠烈祠……

    一、四上滕县

    山东滕县是爷爷为国捐躯的地方，也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近些年我四次去到那里，去亲近那块先烈热血浸过的土地，去找寻爷爷七十多年前战斗献身的影迹。

    第一次去滕县是2001年五一假期，我和弟弟两家六口，带着一本1992年出版的《悲壮之役——记1938年滕县抗日保卫战》，去到书中所说的滕县县城，想要看看当年爷爷冒着枪林弹雨拼死守卫的滕县东关和作为团指挥所的城东门门洞，找找还有多少当年战场的痕迹，想捧一把爷爷鲜血染过的热土。遗憾的是，早年的城墙已不复存在，东城门更不知去向。问到的人几乎都说不出具体位置，大致指着的地方也都是车水马龙的现代城市街道和为生活忙忙碌碌的人群。当年战场的硝烟早已化作历史的烟尘，唯有一座古塔矗立在原地，上面残留的弹痕向人们述说当年的悲壮。我们对着东关的石塔默默地哀悼，只当爷爷能够知道他的孙辈在六十多年后，来到了他献出生命的地方，正在寻找他英勇的战斗足迹。

    1938年3月17日是滕县血战的最悲壮的时刻，那是川军22集团军以五千多血肉之躯在滕县浴血抗敌、壮烈殉城的日子，也是爷爷的祭日。2008年3月17日，在血祭滕县70周年的纪念日，我们联络了滕战烈士邹绍孟（41军124师参谋长）的后人邹汝祥，计划组成“滕县保卫战台儿庄大捷70年祭拜团”，在滕县保卫战70周年的时候，天各一方同时赶到滕县和台儿庄去祭拜先烈。那天，川军滕县参战老兵叶光文及邹、王两家共16人，在滕州市民政局有关人员的陪同下，一起到滕州市烈士陵园，在王铭章将军纪念亭举行了庄严的拜祭仪式。我受拜祭团的委托，诵读了凝聚着千万抗日川军老兵和川军后人深厚情感的祭词。一声声“以史为鉴，永悼先烈”的呼声，震撼着在场每个人的心灵。邹汝祥老师特意带来了他在四川各地档案馆、图书馆收集到的1938年滕县血战前后，新闻媒体刊发的战时报道以及部分参战人士的回忆录。滕县分别之后，叶光文老人专门将他收集到的滕战参战者对王麟烈士的回忆，工工整整手书寄给了我。第一次看到当年的人们对战争的描述，我对爷爷以及滕县保卫战的印象更清晰了一些。这是我第二次去滕县。

    第三次到滕县是2012年10月，四川电视台拍摄《国仗——川军抗战纪录》来到山东实地采访当年战场。我受邀到滕县，同时受到邀请的还有41军124师741团第2营营长熊顺义之子熊文正，45军125师372旅旅长卢济清之孙卢明京，民间研究日军罪行及抗战史料的资深专家、枣庄退休教师任世淦等。我们到了滕县西北部的大坞、东北部的北沙河、龙山等地——当年川军血战的战场。摄制组在寻找当年的战场痕迹；任世淦老师在讲着当年战斗的情景。我的思绪却回到七十多年前，想象着大地漫卷着滚滚浓烟、川军将士在远离故乡千里之外的鲁南，冒着北方的严寒，手持简陋的武器与凶残的日军进行的殊死战斗。

    这次到滕县，我见到了极欲会见的何允中老师，他参加摄制工作来到这里。之前尽管我们常常通电话，但见面还是第一次。说起来他是最多知道我爷爷事情的人，因为他的父亲何煋荣将军是当年参加滕县战役时爷爷740团的副团长。3月17日决战的最后时刻，他同爷爷率团部文职及通讯、后勤等人在弹雨中冲到东关前沿。我爷爷重伤昏迷后就是他和士兵一起从火线抬到师部指挥所的。危急中，税悌青师长当即任命他继任团长指挥残部作战。听何老师说，我爷爷来到山东前线还有一个插曲。本来，1937年秋出川后他在山西对日作战中曾经冲锋陷阵，以致旧病复发，而他拼死不下火线，被卫兵用箩筐抬着到阵地上指挥作战，后来被从战场上转到后方养病。1938年初，部队转战到山东，他从成都病愈归队，匆匆赶到临城22集团军的指挥部。当时，总司令孙震劝他不必去前线，留在总部协助工作。而他坚决不肯留下，执意回到前线亲自指挥部队。据说，他还带着从成都“三道拐街”肉包子铺买的香肠，3月17日的午饭就有那些香肠，尽管落满了被炮火掀起的尘土。最后一顿午餐他还是尝到了家乡的味道。摄制组采访我时，说到这个细节，他们马上让我再细细讲一遍。一个到后方养病的军人千里迢迢赶回前方，又执意不留二线指挥部，毅然回到血雨腥风的战斗前线。这就是选择了牺牲，选择了舍身报国，选择了和士兵兄弟们生死与共！这是一个何等悲壮的抉择！所有人都对他肃然起敬。

    何老师还告诉我，当1937年第一次出川时，车停西安，团部数人同游大雁塔。遇到一位热心的算命先生免费为几位出征者算命。唯独轮到给我爷爷算命时却一反常态低头不语，似有难言之语。几经催促后，才说凶多吉少啊。爷爷说，出征抗战早已生死置之度外，何惧凶多。复又催问，老者最后道：“不死也要脱层皮。”没想到我爷爷听到后，顿时起身不屑一顾地哈哈大笑：“老子早就脱了一层皮了！”完全一副慷慨凛然、视死如归的形象。原来我爷爷出川前患病全身皮肤溃坏，好不容易才痊愈。他从不信命、不信神。但从这场近于儿戏的对话中显现的豪放品格却让他的副团长何煋荣终生不忘。而我，看到一个大义凛然，爽直豪迈，有爱兵情怀，有生活情趣的爷爷。

    第四次去滕州（县）是给爷爷扫墓。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滕州烈士陵园爷爷的烈士墓前献上一束迟到的菊花。由于历史的原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牺牲的国军烈士多数都没有烈士墓（碑）。爷爷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在1997年补发的。之前近50年都没有得到烈士优抚。直到2013年，民政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法规，滕州市民政局为赵渭宾、王麟等抗日烈士建立了烈士墓。我们兄妹三人终于能够在爷爷牺牲76周年祭日，第一次在烈士墓前为自己的爷爷，民族的抗日英雄献上一束鲜花和晚辈的敬意。

    二、回到荣昌

    荣昌——爷爷的故乡，我远方的家乡。由于我随父亲从小生活山东青岛。荣昌家乡没有直系亲属（父亲是独子，爷爷牺牲时他只有10岁）我们就基本没有机会回到那里。2013年，重庆荣昌县为纪念抗战胜利68周年，对荣昌籍抗日烈士资料进行收集整理的时候，党史办主任联系到我们，告诉我们在重庆历史名人馆有一尊王麟烈士雕像，并邀请我们回到老家近距离了解故乡，了解爷爷。这个消息给我们很大的振奋，我们一直想找到一张爷爷的照片，想看到爷爷的真实形象。有雕像就意味着可能有照片，回荣昌就可能更多地了解爷爷。就这样，2014年9月我和哥哥踏上回重庆荣昌的行程，到祖辈生活的地方，去寻找爷爷的足迹。

    在荣昌县海棠公园里的烈士陵园，我们去瞻仰荣昌的革命烈士，从辛亥革命烈士张培爵纪念馆到抗日烈士、解放战争烈士、抗美援朝烈士纪念碑。一路看过去，却没有一位国军抗日烈士的名字，当然也没有我爷爷王麟烈士的纪念碑。在公园的教育看板上，我们终于还是看到了对王麟烈士抗击日寇英雄事迹的宣传，故乡的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英雄。我们又走进荣昌档案馆，看到了《荣昌中学校史》中记载第三班名册中的王麟；民国时期，奶奶周淑芬领取烈士抚恤金的凭据；还有《统战印记——荣昌英才》中王麟人物事迹；《荣昌县志》中王麟人物传略等。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找到一张爷爷的照片。

    我只知道，爷爷十岁时丧失双亲，在长姊资助下读书，每天带些冷饭去学校，课余时间他总是帮助做纸扇生意的姐姐家做些手工活和家务。十二三岁考上荣昌县立中学，成绩优异，每学期都得到减免学杂费。中学时代，他受到新文化的熏陶，特别是接受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立志要为振兴国家尽到自己的责任。曾撰写一幅对联贴在自己的床头：“国势衰颓多愤慨，民生凋敝总忧心”，日夜看读。中学毕业后，投笔从戎，投考国民革命军29军军官学校，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活。

    这次在荣昌还见到爷爷的外甥（妹妹的孩子）我的表叔表姑，听他们说起一些关于爷爷的旧事。荣昌之行的所见所闻，让我们觉得对自己的爷爷有了更多一点了解。

    三、走北川禹里

    在父亲留下的《王麟烈士传略》里，有这样的记载：“一九三一年，先父出任四川北川县长。”根据这个线索我们在四川省档案馆查到了爷爷手书的《北川县志绪言》，看到他对北川修志的描述和遒劲的书法。但是，到爷爷工作过，父亲生活过的北川去寻寻他们的足迹，是我多年的心愿。2014年终于在几位亲友的陪伴下去了北川。

    新近认识的朋友王烈勋要亲自陪我去北川。他是北川县人，他的伯父就是当年扛着“死”字大旗出川作战的川军抗战老兵王建堂。在“512”地震中，王老师的哥、嫂和二个姐姐都在地震中罹难，他们的遗骸至今仍长眠在北川那重重叠叠的残砖巨石之下。唯他因移居县外而幸存。北川，成了他既爱且痛的地方。从他那里我知道，北川的县城有三处。一是汶川地震毁掉的县城曲山镇，现在成了国家地质（地震）博物馆。二是地震后新建的新县城，在安县境内的永昌镇。三是民国时期的县城治城（651——1954），距离曲山镇西北方向十余公里，也称禹里，传说中的大禹故里。这是北川之行必须要到这三个地方去。

    在新县城，我们首先到了北川县档案馆内的县志办。没想到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得到了一套珍贵资料：地震后重新印刷的老县志。其中有两部清朝版本，一部民国版本。而民国版本正是爷爷当县长时候修订出版的唯一的一部《北川县志》！北川县政府极为重视这套宝贝（县志），重版印刷、精致包装之后用作地方文物保存。工作人员热情相助，请示领导之后，赠我一套，我如获至宝。翻开民国县志，找到多处爷爷王麟的印记。其中，绵延多年、屡经坎坷重修的《北川县志》王序，是将“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上浣，荣昌王麟撰并书”的绪言进行了标点断句。另有李景澄作的《县府二堂落成记》，又重点记述“……年复一年，堂堂官廨，风雨飘摇，出政之地，观瞻所系。今春智仁王公(爷爷号智仁)来宰吾邑，遂决议重修。于是委绅集款，督工量材，未三月而事竣。费省工多，较旧日规模，宏敞有加。吾小民更轻一负担。兹所谓一劳而永逸，暂费而久宁者也。子盍(he)为文以记之？余闻王公居川东荣昌，上年任革命工作，足迹几遍全国，性爽直，工书。其来抚吾邑也，以英明果敢之才，行忠厚和平之政……今王公之为政，一以爱民为怀，此堂之成，势必进父老以咨询，诏学子而讲业。优游一室，治化大行。”我饱含热泪阅读此卷，如石破天惊，爷爷的形象呼之欲出。完整地道出了一个年仅29岁上任，而又雷厉风行的县长，知人善任，身体力行，以民生及文教为要，果敢决策行事，做出了许多利民兴邦的业绩。修县志，重建县府二堂，兴建北街模范初级小学。并于民国二十一年，遵照田颂尧军长新案，于县城设救济院一所。又拨钱一万钏，除放年赈用去二仟钏外，实存八仟钏作为救济院基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