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草地不久：建议到陕北去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万里长征。贾拓夫作为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参加了全部长征，但起初长征走向哪里并没有明确的目标。

    在长征路上，党中央、毛主席之所以能最终决定去陕北，一个人和一张报纸起到了关键作用。

    走出荒无人烟的草地之后，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在四川俄界（今甘肃境内）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即俄界会议），在会上作出了“红军继续北上抗日，以游击战打通国际路线，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新的根据地”的重要指示，为中央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指明了出路。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9月17日，翻过雪山草地，筋疲力尽的长征队伍陕甘支队，到达了甘肃岷县哈达铺，决定在这里宿营休整八天。哈达铺镇，这是当地一个大集镇，贸易发达，比较富庶。那天，哈达铺的旅店老板们惊喜地发现，店里一下子来了很多人，他们衣衫褴褛却和蔼礼貌。据说，当时两块银元就可以买1只羊，1块银元可以买5只鸡。张震将军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他和两个通讯员买了3只鸡、5斤面条，居然没有吃饱。

    当时哈达铺，是鲁大昌管的地盘，驻扎一个旅，梁应奎旅的一个连在这驻防。毛泽东开会研究到底在哪落脚时，有人主张按照之前俄界会议的决议：北上经过甘东北，打通国界线，在接近苏联国境线的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也有人持不同态度。

    鲁大昌是国民党在甘肃的一个大军阀，这个地方其实就是鲁大昌那一连军队，在这个地方准备了不少军粮。红军到了以后，缴获很多粮食、盐巴、草料，还有报纸。当时的哈达铺就是个商贸之地，因为生产药材，南来北往的商贾带来了资讯，当地的邮电所里就有各地报纸。

    因为在长征途中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受限，因此到达哈达铺之后，毛泽东为了更好地了解外界情况，于1935年9月18日，“召见一纵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只要是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

    一人一报决定中央红军的去向和落脚点，一人很明显是下文要说的贾拓夫。那么，一报究竟是哪张报纸呢？

    说法一：《山西日报》　

    9月19日，聂荣臻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得到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刘志丹的消息。聂荣臻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九月十九日，我和林彪的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队的消息。”

    说法二：《晋阳日报》　

    部队休整期间，聂荣臻无意中发现一张阎锡山方面主办的《晋阳日报》。这是两个月前的一份旧报纸，其中有一篇这样的报道——《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子丹徐海东合股，东西南三路援军开陕，太原召开晋西北防共会议》，称“陕北刘志丹赤匪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他们飘忽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晋阳日报》登了一篇阎锡山在一个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他说刘志丹在陕北已经占领了六座县城，有正规军五万多人。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合起来，有二十多万人。

    作家周维仁著的《贾拓夫传》（团结出版社）写道：“9月23日，聂荣臻得到一份7月份的《晋阳日报》，上面有一则消息写道：‘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他们飘忽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聂荣臻立即将此报专送司令部。叶剑英见到报纸，赶忙找到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找来贾拓夫询问详情。”

    说法三：《大公报》

    《红军长征寻找落脚点与《大公报》》一文发表于2015年11月26日《榆林日报》，文中开头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余里，落脚陕北后得以发展壮大。当年红军长征从江西中央根据地出发后，几经周折，最终把立足之地屯养之处选定在了陕北，而得来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应该也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下受益于一摞旧报纸，那就是民国时期蜚声一时的《大公报》”。

    该文中还写道：“在哈达铺乡邮所里一摞旧报纸中，毛泽东等人获知一条重要消息：在距此地西北方向的陕西北部有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26军6000余人和十余个县域大小、十数万民众的苏区根据地存在而且十分活跃。同时在该报纸上还得知：徐海东等人领导的红25军3000余人已与红26军也在陕北会合，而登载上述消息的报纸，正是当时知名度很高、发行量较大的民国私营报纸——《大公报》。于是毛泽东等领导依据《大公报》所登的消息当机立断，即刻决策：到陕北去，与陕北红军会合”。
也有这样回忆说：“与此同时，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也在积极搜寻有关的信息；同时，中央的其他同志还从《大公报》等报刊上了解了陕北红军存在的客观事实”。 

    红二十五军油印科科长陈鹤桥曾参加过红军三大会师。他在自己的回忆文集中写得似乎更详细：“当毛主席率领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9月18日达到甘南哈达铺时，要干部去找一些国民党地区的报纸和杂志，也是急于想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新消息，特别是日寇的侵略和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同时，也想从报纸上了解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具体活动的地区。果然，毛主席和张闻天等同志从天津《大公报》上看到了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在陕北取得很大胜利，根据地纵横数百里，今年连占延川、延长等6座县城，红军有人、枪万余。同时，叶指导了活跃在陕南的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7月间消灭了陕军警一旅活捉了唐旅长，8月经关中进到甘肃，经天水渡渭河连占秦安、隆德等城，正向陕北苏区前进等信息”。

    陈鹤桥在文中还提到：“对这次毛主席从天津《大公报》上看到的陕北和陕南红军的消息，张闻天同志在9月22日写了一篇《读报笔记》，他在笔记中对《大公报》上所载的陕北和陕南的红军和苏区的胜利发展的情况和蒋介石、阎锡山、高桂滋等反动头子因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发出的哀号都有详细的摘记和分析”（见《张闻天文集》一卷567-572页）。

    当年，在哈达铺究竟发现的是《大公报》还是《山西日报》？我们作如下分析：其一，《大公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发行量在全国已达三万份，该报在西北有专派记者，在西安、兰州和成都等地均设记者站，而哈达铺这条商贸支线的邮递路段均连接上述城市，故该地发现的报纸应属《大公报》。其二，经查资料，1935年期间，山西省出版发行的主要报纸是《晋阳日报》《并州报》，而不是《山西日报》。再则甘肃距山西较远，省外报刊书籍一般不会发行到甘南偏远地方。其三，当年驻扎在甘南、兰州的各部国民党军队中没有远在黄河中游东岸的晋军。其四，2005年出版的陇南市志相关章节记载：上世纪三十年代期间在该地发行的省外报纸中有《大公报》。 

    这张报纸偶然成为了红军的“贵人”，为红军指明了方向———到陕北去。“一张报纸定方向”，哈达铺由此成为红军长征命运的重要转折点。当今，有关描述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和巩固发展壮大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回忆纪实文学中，都普遍采用了当年“红军在哈达铺看到《大公报》登载的消息后才决定落脚陕北”的这一史实。

    “一张报纸定乾坤”中到底是哪张报纸仍有争论，但是“一人一报定陕北”的那个人是没有争议的，此人就是红秀才且有“党内贾宝玉”之称的贾拓夫。

    聂荣臻立即将报纸专送司令部叶剑英。为核实消息真伪，充分了解陕北红军情况，叶剑英找到中央红军中唯一来自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曾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的贾拓夫。

    看完报纸后，贾拓夫高兴地说：“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很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动势力周旋。”贾拓夫言简意赅地阐明了陕北具有进行革命的牢固阶级基础、良好的群众觉悟以及充分的战略机动空间等优势。

    听完贾拓夫的汇报，叶剑英把报纸递给彭德怀。彭德怀看完后，又带着报纸去找到毛泽东。彭德怀回来说：“老毛和中央其他同志已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靠刘志丹。”

    由于长征落脚点的选择事关重大，毛泽东找来贾拓夫当面询问陕北详情。贾拓夫将1933年7月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前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等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并建议中央到陕北立足。

    毛泽东听后兴奋地说：“别说陕北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就好了！”并向身边的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　

    但是陕北的情况究竟怎样呢？红军的高级将领做判断的，只有这一份略显夸张的报纸，毛泽东想到了贾拓夫，这是在红军中唯一的一个陕北人。贾拓夫可算是真正了解陕西情况的干部，从西安到上海向中央汇报情况时，他就写了一份长达48000字的《陕西工作报告》，涉及军事、农业、抗日运动等方方面面。

    毛泽东在了解了相关情况后说到：“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一人一报决定中央红军的去向和落脚点，看起来是偶然的，但实际上是必然的。据史料记载，在部队向哈达铺开进前，毛泽东就特意交代侦察连注意搜集报纸；中央也一直在试图与红二十五军取得联系，就算当时选择了别的路线，途中迟早也会获得陕甘根据地的消息，最终选择在那里建立革命大本营。尽管如此，“一人一报定陕北”还是被哈达铺群众奉为美谈，从而流传开来。

    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形势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有我们的根据地。那里就是我们的出发阵地，就是抗日的出发阵地。”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这次团以上的干部会，贾拓夫也参加了。大概从那时候起，中央开会都有贾拓夫参加，所以他不是政治局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文件什么东西都给他。

    贾拓夫在延安是很有名的，都把他叫“贾才子”，他的笔杆子挺伶俐的，他能写，但那个时候在延安不太多见。毛主席是比较器重他的，所以毛主席管他叫“陕北才子”。随后，贾拓夫就作为陕甘支队的向导，成为毛泽东最好的顾问，跟随在毛泽东等领导人身边，随时介绍陕北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概况，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扮演着在长征途中为中央红军通往陕北的引路人的重要角色。

    “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不远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抗日前沿阵地。”中央宣布将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1935年9月，贾拓夫列席了在甘肃通渭县境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榜罗镇常委会议。他向毛泽东、彭德怀汇报了陕甘党组织和红军情况，并建议中央到陕北去,设想“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翻过六盘山，为了尽快和陕北红军取得联系，毛泽东派贾拓夫带一连人，一部电台，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红军本部则吴起镇进发。

    史料记载：1935年10月中旬，贾拓夫在陕南受中央委派，率领先遣队带一部电台去找刘志丹、徐海东的红15军团。在延安以南的甘泉下寺湾，终于见到了程子华、郭洪涛等领导，向他们介绍了长征情况，使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很快地会师了。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进驻吴起镇（后改为吴旗）。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及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看到一间窑洞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在长征途中，红军歌曲和红军戏剧，是红军用以教育人民、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的有力宣传武器。陆定一刚走进红军队伍，就被视为文化人，编在了干部连，同谢觉哉、成仿吾等一起行军打仗，一起写标语，搞宣传，曾即兴创作了《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后又改成了三军《会师歌》）。1936年春节，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第一梯队党总支书籍萧向荣根据长征的亲身经历，参照贾拓夫的记录，也创作了《长征曲》。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陆定一的“长征小调”再显神奇，他与贾拓夫合作写出了迄今为止最长的“长征小调”——《长征歌》：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十一月来走湖南，宜临蓝道一齐占，冲破两道封锁线，吓得何键狗胆寒。十二月里过湘江，广西军阀大恐慌，四道封锁线都突破，势如破竹谁敢当。一月里来梅花香，打进贵州过乌江，连占黔北十数县，红军威名天下扬。二月里来梅花香，打进贵州过乌江，连占黔北十数县，红军威名天下扬……”

    中央红军长征走了 13个月，“长征小调”写了13段。每段都如同一张富有诗味韵律的长征大事月表，生动记录了红军当月的重要战斗、重大事件和取得的重要成就。当时，大家同陆定一开玩笑：“你的长征小调和长征一样长。”

    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贾拓夫和白茜夫妇都积极投身到革命工作中。在西安事变中，贾拓夫还被任命为陕西省委书记，此时他只有25岁。1938年底，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调贾拓夫回延安担任委员兼秘书，西工委除了主管陕、甘、宁、青和绥远的白区工作外，还负责少数民族工作。后者对贾拓夫是个新课题，而当时，民族问题对根据地的稳固举足轻重。

    日本人的特务已经到了甘宁青，就甘肃、宁夏、青海，在策动回民的上层，要成立一个回回自治国，就跟伪满洲国都遥相呼应了。光马步芳和马鸿逵就有十万骑兵，南边原来是杨虎城和东北军，张学良的部队。西安事变以后把他们撤返了，杨虎城的东北军拉走了，胡宗南的过来了。尽管抗日、阎锡山也抗日但是阎锡山也反共，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是四面包围的，而且少数民族长期受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压迫，它的反抗情绪非常严重。

    争取回族和蒙古族人士参加到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中来，至关重要。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和政策建议成为贾拓夫他们的重要任务。贾拓夫带领同志们日以继夜，查阅书籍，实地走访调查，完成了《回回民族问题提纲》，上报党中央，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系统研究民族问题的著作之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贾拓夫被当做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理论家而载入书中。

    结束语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向西转移，开始长征。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经过6次变化，最终确定在了陕北。这个决策过程中，一张报纸（《大公报》）和一个人（贾拓夫）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习仲勋、马文瑞、汪锋、白如冰曾说到：“长征途中，拓夫同志曾多次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甘党组织和红军以及陕甘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情况，这对中央确定向陕甘根据地进军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几位老同志在贾拓夫的追悼会后不久为缅怀他而写的一篇纪念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中央红军选择陕北作为落脚点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又如，毛新宇在他的书中提及说：“当时，有一个人叫贾拓夫，他从陕甘根据地来，随中央参加了长征，时任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长。长征期间，他多次向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陕甘根据地的情况，并建议中央到陕北立足”。

    在从报纸上知道陕北地区存在有红军和根据地后，身为陕北人的贾拓夫开始为中央领导汇报关于陕北根据地的各种情况，在中央落脚陕北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贾拓夫是中央红军当之无愧的落脚陕北的“引路人”，确定长征落脚点的大功臣。

    （本文作者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四川省红色文化协会理事、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李冰研究会会员、成都市历史学会会员、都江堰市长征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都江堰市长征书院创始院长，主要有《一个人的长征》、《寻找中国红》、《震撼·感动·奋起》、《追梦》、《寻梦红飘带》等红色作品集）

    附：

    1、马兆祥

    1919年8月，马兆祥出生在陕北安定县（现子长县）的一个农村家庭。在哥哥们的介绍下，马兆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少儿组织儿童团，那一年，他还不满13岁。因为表现突出，还读过书，很快他就被任命为第九区儿童团团长。

    1934年的春天，马兆祥和贾拓夫辗转赶到瑞金。在贾拓夫的安排下，马兆祥进入苏维埃红军大学学习。当年的红军大学坐落在瑞金南面，学校分为高干班和普通班。高干班的学员是团以上的干部，普通班是连、排级干部，马兆祥在普通班学习。他只学习了三个多月，就到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参加了战斗。当时被分到少年先锋连当指导员，最后开始长征。当时少年先锋连随军出发时有120多人，二师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中央红军转移，紧随中央机关后面，进行长征。过湘江时，由于敌机不断轰炸，红军伤亡惨重，江水都被染成了红色。强渡过江后，经清点人数，少年先锋连只剩下60多人。遵义会议上少年先锋连担任的是警卫任务，随后就是继续北上，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和大渡河，来到夹金山下，才摆脱了敌人的围堵。

    2、九十三

    九十三(1907—1974)，藏族，祖籍黑水县瓦钵梁子乡瓦钵粱子村瓜里寨人。1907年出生于茂县城郊壳壳寨。幼时在茂县读书，从小会说汉话，识汉字。青少年时期，九十三曾在茂县一管氏商家铺子里当学徒和店员，为其经营百货和布匹生意。1930年，九十三随父阿尔由茂县迂回瓦钵粱子乡瓦钵梁子村定居。1952年，解放军解放黑水时，九十三给部队带路，当翻译．黑水解放后即参加工作。1953年担任瓦钵行委会通司。1956年4月，出席黑水县首届政协会议，当选为政协常委。1958年12月18日，九十三因反革命罪被逮捕，1959年5月5日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1962年刑满释放回乡劳动。1974年3月，九十三因病去世，终年67岁。黑水县人民法院经对“九十三反革命一案”复查后。于1984年2月29日决定撤消原判．对九十三宣布无罪”，由国家对其家属发抚恤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