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陕北红军肃反，习仲勋受到刑讯折磨。习仲勋说：“毛主席不到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毛泽东与习仲勋》，载《习仲勋革命生涯》第31页） ）

    1935年9月20日，中央红军占领了哈达铺，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政治指导员曹德连在邮政代办所的墙上看到1935年7月23日《大公报》报道：7月22日，山西军阀阎锡山在绥靖公署省府纪念周报告上说：“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8县，半赤化者10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有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队者20余万，赤军者二万。”梁兴初、曹德连赶快买下这张报纸送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几位中央领导看过大公报后，非常高兴。周恩来说：“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曾任陕西省委秘书长。1933年10月，陕西省委领导全部被捕，贾拓夫只身脱险，到中央汇报工作，我留贾拓夫在中央苏区工作。”毛主席说：“赶紧派贾拓夫同志去找陕北红军。”

    周恩来又说：“原22师师长程子华现在可能已经到陕北了，贾拓夫不认识程子华，王耀南与程子华比较熟。最好派王耀南带一部电台，率骑兵连护送贾拓夫去找陕北红军。”毛主席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陕西红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这个地区是遍布岗哨、碉堡林立。王耀南护送贾拓夫向陕北红军可能的驻地前进。一路上冲过了西北军的防区，冲过了东北军的防区；还有刀客，黑店，威虎寨，青龙寨...拦路抢劫。就这么处处小心，还伤亡了11个红军战士，连译电员潘云山都受了伤。

    1935年9月23日，王耀南率骑兵连陪贾拓夫寻找陕北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甘泉下寺湾见到了红十五团的徐海东。徐海东一家66口人被国民党杀害，他对国民党有不共戴天之仇，对于共产党的叛徒更是恨之入骨。徐海东一听说来的是贾拓夫，马上下令绑了。王耀南问：你为什么绑贾拓夫？徐海东问王耀南：你是什么人？王耀南说：我是中央军委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的工兵参谋，叫王耀南。徐海东说：贾拓夫第二次被捕时，由于他的出卖，陕西省委领导全部被捕，我们一直在通缉贾拓夫。

    徐海东厉声问王耀南：你们中央红军为什么逃跑？王耀南说：共产党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国民党反动派，另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央就派了杨靖宇，赵尚志等50个团职干部到东北，领导抗日斗争，1932年春，中央又派赵一曼等人到东北抗日，1934年，中央派红7军团和红10军团去打蒋介石；中央率领红1,3、5、8、9军团北上抗日。现在，北上抗日的红军陕甘支队，已经到了陕北。到底中央北上抗日是逃跑，还是张国焘南下到康定少数民族地区吃大米是逃跑？！
徐海东对王耀南的说法将信将疑。  

    王耀南说：张国焘一定给你发过很多电报，你查查：1935年6月16日，中央给张国焘发的电报：中央反对红四方面军以西康为发展方向的战略意见。中央要求红军以抗日前线为发展方向。张国焘、陈昌浩在第二天联名回电，要求向西北或者向西南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他们不同意中央向北、向东以抗日前线为发展方向的战略。

    王耀南说：中央和张国焘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中央要抗日，张国焘要退到西康。你觉得谁对谁错？

    徐海东说：既然中央路线正确，为什么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支持张主席，连中央红军的红5军团，红9军团的领导干部也支持张主席。邵式平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执行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在阿坝会议和卓木碉高级干部会议上，两次发言支持张主席南下，这事不假吧？

    王耀南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自1935年6月14日在懋功胜利会师后，一直就北上或南下战略进行着争论和辩驳。张国焘提出保存实力南下吃大米的口号。日寇入侵，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中央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因为和张国焘无法取得共识，中央红军被迫在9月10日单独北上抗日。我动员红校四方面军30个工兵学员全部参加了北上抗日的红军陕甘支队。

    从1840年以来，每一次战争，中国都是失败者，不管多小的国家都敢到中国撒野。日寇占领了东北，现在华北危机，我们都该抗日，难道你也怕鬼子不成？！

    徐海东说：南下计划是总参谋长刘伯承制定的，朱德总司令下令执行的，怎么会错呢？！

    王耀南说：张国焘组织临时中央，刘伯承总参谋长不赞成他的分裂行为，张国焘就撤了刘伯承的职，限刘伯承在离开岗位前两小时内作一个南下作战计划，刘伯承硬是两小时内做完作战计划，然后就离开红军总参谋长的岗位，到红军大学去当教员。

    朱德总司令也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看到张国焘已经带领8万多红军南下，不迅速打开局面，没有立足之地，马上就是冬天，没有地盘就没有饭吃，八万多红军无异于等死。为了这8万红军的生命，朱总司令只能积极帮助研究作战部署，组织打天全，打庐山。他说：“只要大家是要革命的，迟早总会走到一起的。”

    正说话间，程子华和陕北领导人朱理治、郭洪涛走进房间。程子华见到王耀南很高兴，他问：王主任！你怎么来了（王耀南在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大学的工兵系主任）。王耀南说中央红军已经到了哈达铺，我带来了电台，你赶快和周副主席通个话。程子华跟周恩来通过话说：真的是周副主席。徐海东说：你在电报通讯中，不可能见面，怎么认定对方是周副主席？程子华说：我离开中央苏区时，周副主席跟我谈过话，毛主席跟我单独通过电话，不会有错。

    周副主席明确指示：“停止肃反，停止逮捕，停止杀人，一切等中央来处理。”

    程子华对王耀南说：1935年9月16日，我率领红25军到达陕北，张国焘批准红25军与陕北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我任军团政委。

    杨虎城10万西北军，围剿我们红15军团7000人，杨虎城4战4败，我们吃掉他3个师。 

    王耀南说：程政委，你记不记得，第1次反围剿，红军一个小排长投敌，把咱们的作战计划告诉了国民党前线总指挥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虽然，第1次反围剿，咱们胜利了，但是，咱们损失也很大。你们红15军团在反西北军的围剿中，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说明陕北红军营以上干部，没有叛徒，都是革命的。如果有叛徒作内奸，不会有这么大的战果。

    王耀南看看自己的观点并不能说服大家，就改个话题说：鬼子已经把火烧到华北了。现在东北军阀张学良要抗日、西北军阀冯玉祥要抗日、广东军阀陈济棠要抗日、广西军阀白崇禧要抗日、四川军阀刘湘也要抗日。中央先后派出60多个团职干部到东北领导抗日。

    程子华向在坐的领导，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介绍王耀南，他说：王耀南是红军大学工兵系主任，中央最高领导，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的工兵参谋，长沙师范学校毕业，1922年参加革命，秋收起义担任前敌委员会委员，是秋收起义负责人之一，他跟着毛主席上井冈山，在中央苏区获得过红旗勋章，二级红星奖章，胜利勋章。
程子华说：我们刚到陕北1个月，陕北的肃反是中共陕甘晋省委决定的。郭洪涛说：1932年11月29日,高岗给陕西省委写了一份报告,指责陕甘游击队存在着7个方面的“根本严重问题”。高岗报告的核心内容是说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存在两大问题:(一)成分不纯,不是一支工农武装,而是土匪武装;(二)这支军队领导权不在中共的手里,而操纵在“反革命阴谋分子”手中。陕西省委把高岗的报告转给了中央。

    1933年11月13日，贾拓夫给中央的两个报告：

    一份是《关于陕西省组织破坏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一份报告关于红26军的问题：“对主要负责人阎鸿雁〔红彦〕、谢子常〔长〕以开除部队的处分。”为什么要给阎红彦、谢子长以开除部队的处分?贾拓夫的报告说：杜衡奉命到陕甘边成立红26军时,“当时游击队指挥下有十几个游击队,这些游击队是怎样东西呢?都用〔是〕游击队用委任状改编的土匪,不论什么人一来报名,于是就给他一张委任状,变为多少多少支队。因此,有〔虽〕在名义上有十几队,但有些指挥部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些土匪部队利用我们的红旗到处随意勒索群众,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群众谓之‘假红军’,加以富平一部分土匪部队在与26军签订作战协定下也开到边区,蹂躏得边区群众鸡犬不宁,群众都逃走了。当时励君去后,在省委指示下,彻底解决这些游击队问题,不解〔料〕这种解决还只依靠二十六军(军)事力量,没有发动广大群众起来与这些土匪部队作斗争”。

    王耀南说：这些报告，中央都收到了。周副主席曾经回电报：这些问题属于思想问题，属于教育问题，可以批判错误思想，但是，不能随便处理干部。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说：陕甘晋肃反，没有杀一个人。只是挖坑吓唬吓唬他们。王耀南问：有招供的吗？朱理治说：没有，都在喊冤。

    陕甘晋省委几位领导经过讨论决定，暂停肃反，等中央决定。

    红25军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张国焘与红25军电报不断。红25军的干部都认为中央红军逃跑了。张国焘要南下在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建根据地。中央说服不了张国焘，党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率领红1、3军团开始北上抗日。张国焘很不满意，打电报通知红25军，中央逃跑了。经过王耀南的解释，徐海东明白了张国焘和中央的分歧。徐海东说：“张主席总让部队朝着太阳下落的方向走。”   

    到1935年9月28日，红15军团，从上到下经过14天的激烈辩论，他们最终同意北上抗日。

    10月6日，红15军团把毛主席制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成歌曲，在红15军团推广，表明红15军团服从中央领导。

    1935年10月15日，张国焘在卓克基会议上宣布另立中央，向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逃跑。真相大白了，红15军团连对张国焘抱有幻想的同志也坚决站到中央这边，要求坚决抗日了。　

    11月2日，中共中央抵达甘泉县下寺湾，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一起与聂洪钧、程子华、郭洪涛见面，毛主席等人非常关注陕北的肃反问题，程子华直到这时还坚持认为肃反不是错误的。郭洪涛对毛主席说：“肃反是错误的，是逼供信搞出来的。”

    11月3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聂洪钧、郭洪涛关于陕北苏区、红军历史、现状的报告，周恩来提出：“肃反有问题，需要调查解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五人小组负责甄别，他们经过长期反复调查，认为是逼供信造成了陕北错误的肃反。中央给以平反，释放了关押的100多个同志。毛主席一一接见了他们。当毛主席看见习仲勋时感到十分惊讶说：“这么年轻。”毛主席到陕北时，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

    此时习仲勋年方22岁。他不仅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而且还兼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多次领导军队反击国民党军“围剿”。

    后来，毛主席多次评价习仲勋“年轻有为”“能负重任”，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35年12月，中央红军采办处主任杨至成发现，红军只有1000多个袁大头，而红一方面军就有7000多人。7名红军才能有一个袁大头购买粮食和棉衣。

    杨至成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对杨至成说：“我给你写个借条，你拿去找找徐海东，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东是一定会帮我们这个忙的。”

    毛泽东写道：“海东同志：请你部借2500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此致，敬礼！毛泽东。1935年12月。”

    徐海东看到借条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愧疚中，中央有难处，自己理应主动接济才是，何须一个“借”字！这分明是内外有别。徐海东立即叫人把供给部长查国桢找来，问他：“咱们现在总共还剩多少钱？”查国桢答道：“还剩7000块大洋。”

    徐海东说：“那好，留下2000，把5000个给中央。”

    第二天，红15军团供给部就派人把5000块大洋送到中央红军后勤部。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同志都把这5000块大洋看作是雪中送炭。   

    毛泽东随后带彭德怀去15军团看望徐海东，感谢他的雪中送炭，并与之深谈长征中的中央分裂之由；徐海东听后坚决表示，坚决反对老上级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行为，坚决支持中央的正确决定。

    中央了解到，陕北红军是一团乱麻。既有内斗，也有敌人挑拨离间。

    1927年，北平市委书记李渤海叛变革命，当了张学良的情报处长。河北省委军委书记廖划平叛变，薄一波被捕。中共陕西省委前后书记杜衡与袁岳栋被捕叛变。他们伙同安源共产党叛徒周世光，此人后来任军统北平站副站长，抓了李大钊、彭真、刘某某等400多个中共领导干部。其中300多人刊登了反共启示。

    李勃海等人，派出了240多个共产党的叛徒到陕北苏区搞离间计，获得了成功。苏区领导中计后，开始了肃反，抓捕了刘志丹、习仲勋。拷打26军的营以上干部，竟没有找出一个反革命分子。军统特务，原安源共产党叛徒周世光使用离间计，派人到处散布：贾拓夫出卖了省委领导同志的谣言，所以陕北红军一直在通缉贾拓夫。

    由于中央的甄别工作，陕北红军终于结束肃反，开始了北上抗日。

红军时期的王耀南

这张照片是1935年9月15日出版的大公报。报上说：“徐海东窜甘、陕匪势猖獗；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志丹徐海东有合股趋势。全陕北23个县几近赤化。”大公报登载过很多次关于陕北红军的消息。

红军时期的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

红军时期的徐海东。徐海东是红4方面军干部。他了解了中央和张国焘的分歧后，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