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6日是陶铸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陶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4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卓越功勋。

    一、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在八闽大地坚持土地革命斗争

    陶铸同志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10岁时就被迫辍学。青少年时期的苦难使陶铸同志很早就懂得了干革命、求解放的道理。1925年，他奔赴大革命的中心广州。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陶铸同志随叶挺部队参加南昌起义，他所在的特务连担负消灭敌团部的主攻任务。起义后，陶铸同志任二营六连连长，率部随军南下。同年12月11日，他参加了党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前，奉命打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警卫团，参与秘密策划起义。起义时担任警卫团参谋长，承担守防长堤等任务。12日，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陶铸同志率部顽强战斗，坚持到最后一刻。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战火洗礼，使不到20岁的陶铸同志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锤炼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斗争胆略。

    1929年，陶铸同志受党组织派遣到福建从事兵运工作。当时，国民党厦门监狱关押着40多名“政治犯”，其中有多名党的重要干部。中共福建省委决定武装劫狱，营救这些同志。陶铸同志多次化装深入监狱了解情况，并作出周密布置。行动当天，他担任第一线总指挥，成功救出被关押的同志。

    1930年，受“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福建地区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挫折。危急时刻，陶铸同志到漳州主持重建中共闽南特委。这年12月，他主持组建闽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打开了革命局面。1956年，他在回首这段传奇式革命经历时赋诗：“南山古寺规模在，含笑依然花满枝。鬓白重来千百感，江山妩媚故人稀。”

    1932年，陶铸同志调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他对闽东的政治、经济、民情、风俗等情况进行详细调查，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攻克漳州后，陶铸同志到漳州汇报工作，得到毛泽东同志直接指示。在陶铸等同志领导下，土地革命斗争烈火在闽东地区熊熊燃烧起来。

    1933年5月，陶铸同志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他在同敌人展开斗争的同时，系统研读政治、经济、历史、文艺等著作。后来他曾戏称自己是“监狱大学毕业的”。

    二、参加全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建立新中国立下卓著功绩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陶铸同志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到湖北担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副书记、湖北临时省委副书记等职。他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团结国民党上层爱国人士，大力发展抗日力量，壮大党的组织。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他负责领导应城县汤池农村合作训练班，招收爱国青年学生，经短期培训后派到湖北各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他亲自编写教材，给学员讲课，并注重在学生中发展党员，成立党支部。该班共举办4期，培训青年干部300多名，为开展抗日群众运动训练了骨干力量。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陶铸同志到鄂中参加开辟根据地的斗争。他放手发动群众，组建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为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1939年6月，陶铸同志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代理政委，在鄂中敌后树起新四军的抗日旗帜。同年11月至1940年初，豫南、鄂东、鄂中等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力量逐步统一，成立豫鄂边区党委和豫鄂挺进纵队，开辟了豫鄂边抗日根据地。陶铸同志任豫鄂边区党委委员、统战部长，兼管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并任豫鄂挺进纵队（平汉）路西指挥部指挥长，同李先念等同志一道在豫鄂边地区建立起各级民主政权，领导军事斗争。1940年，陶铸同志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前往延安。在延安，他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等职，参加了延安整风有关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1945年，他出席了党的七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铸同志日夜兼程赶赴东北，历任中共辽宁省工委书记和辽西、辽吉、辽北省委书记，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当时，东北大部分地区变成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环境极为艰难复杂。他认真贯彻中央指示，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清匪反霸，进行土地改革，建立根据地。他领导创建的辽吉根据地成为东北战场对敌斗争的重要前哨阵地。在1946年12月开始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中，陶铸同志担任前方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为保证战役胜利做了大量工作。在1947年夏季攻势中，陶铸同志和邓华同志一起率西满野战军参加第一次四平攻坚战；在秋冬季攻势中，参加彰武攻坚战，与友邻部队一起歼敌一个师。辽沈战役中，陶铸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督察和组织后方勤务，组织分区部队配合主战场作战。沈阳解放后，他任中共沈阳特别市工委书记，在陈云同志领导下进行接管城市、恢复生产、改造旧政权的工作。

    辽沈战役后，陶铸同志随部队南下参加平津战役。他担任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全权代表，同国民党守军傅作义将军进行和平谈判，组织改编起义部队，为平津战役胜利和北平和平解放建立特殊功勋。之后，陶铸同志组织率领南下工作团，随第四野战军追歼国民党军队，接管地方政权。他为中南地区解放长途跋涉、忘我工作，完成了接管武汉、赴长沙接收起义部队等重要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年，陶铸同志41岁。他英勇战斗20余年，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三、躬耕中南十七载，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陶铸同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党委常委，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代理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广东省省长，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60年10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在广西，陶铸同志主持剿匪工作。他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依靠人民群众，培养本地干部，扩大地方武装，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半年内胜利完成任务，受到党中央嘉奖。

    在中南地区17年，陶铸同志大部分时间工作生活在广东，为建设祖国南大门宵衣旰食、尽心竭力。作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他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他注重发展工业，领导建立了一批工厂企业，奠定了广东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他注重发展农业，特别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在培育良种、发展经济作物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注重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改善城乡居民住宅环境，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他重视医疗卫生事业，鼓励医学生到农村一线，为增进人民身体健康贡献力量。他重视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创办《羊城晚报》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建起珠江电影制片厂等文化设施，关心作家、艺术家的工作生活，支持他们创作优秀文艺作品。在他和省委一班人领导下，新中国建立后十余年，广东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南粤大地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0年以后，作为中南局主要负责人，陶铸同志用更多精力领导中南五省区工作。面对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形势，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他反复强调，“搞社会主义就是要使生产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很丰富”。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按客观规律办事。1961年春，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持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陶铸同志被指定参加起草工作。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提出许多有远见、有价值的意见建议。1962年，他和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同志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分户管理、耕种统一、联产计酬、增产归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构想。陶铸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使“大跃进”运动后中南地区经济社会得到平稳恢复并有所发展。他重视文化建设，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和工作生活困难，多次强调“没有文化建设不了社会主义”，广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不要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词，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他强调要进一步繁荣创作，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求。1965年，他领导组织了很有影响的中南区戏剧观摩会演，推动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

    四、临危受命，协助周恩来同志苦撑大局

    1965年1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陶铸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宣传和文教等事务。1966年5月后，陶铸同志相继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职，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陶铸同志对江青等人搞乱党和国家的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在负责修订准备提交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他坚决主张删除其中关于“黑线”“黑帮专政”等内容，坚持写入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错误包括犯严重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以及军队不搞“四大”等内容。

    在“文化大革命”造成全面动乱形势下，陶铸同志坚持原则，刚直不阿，竭尽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支撑大局，尽量减轻“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的冲击和影响。他按照周恩来等同志的意见，主持制定《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和《补充通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大抓生产，特别要注意大抓质量。为稳定局势，他指示人民日报社组织发表《抓革命，促生产》等多篇社论，对减轻“文化大革命”给工农业生产造成的冲击、稳定经济形势起到重要作用。他尽全力保护老干部和文艺界知名人士。针对文艺界所谓“歪曲工农兵形象问题”“方向性问题”等，他敢于发表正确意见，甄别澄清了不少认识问题。

    在遭到江青、陈伯达等人迫害和打击的情况下，陶铸同志坚持斗争、威武不屈，显示出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气节。1969年11月30日，陶铸同志在合肥含冤病逝。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为陶铸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同志致悼词，对陶铸同志一生给予高度评价。

    五、对党绝对忠诚，心中始终装着人民

    陶铸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党和人民永远铭记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

    陶铸同志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无比坚定，始终对党绝对忠诚。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英勇斗争，无私无畏。他曾表示：“我今生政治方向是定了的，决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大革命失败时，他坚信革命必胜，毅然投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33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他组织狱中的共产党员建立秘密支部，团结难友，同敌人展开英勇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残酷迫害，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他相信党、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结论。他在散文名篇《松树的风格》中写道：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陶铸同志的人生，正是松树风格的最好写照。

    陶铸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勤于调查研究，始终不忘为人民谋幸福。他对人民怀有深厚感情，指出：“我们做任何工作，都应当从群众利益着想。”“人民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在广东工作时，为让群众每天能吃上新鲜蔬菜，他经常深入产地，调查研究，提出具体要求，表达了对群众生活的关切之情。他关心珠江两岸浮家泛宅的水上居民居住问题，改变了他们常年在水上风雨飘摇的状况。陶铸同志一贯注重实际、不尚空谈。他在广东和中南局工作期间，每年都抽出三四个月以至更多的时间，深入基层，深入生产第一线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他曾说过，调查研究是我们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方法，是工作中带根本性的方法。

    陶铸同志无私无畏、敢于担当，始终以饱满热情对待党和人民事业。党无论安排什么工作，他总是无条件服从，以无畏的勇气、超群的毅力打开局面。他在延安听取358旅敌工科关于建立敌后武工队粉碎日军“扫荡”的情况报告后，不顾个人安危，化装深入晋绥前线敌据点附近调查，总结经验，发展武工队，主动出击，粉碎敌人“扫荡”。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开辟根据地时，他患有肺病，吐血消瘦。但他从不考虑自己身体，在艰苦复杂环境中不畏艰险、忠心耿耿地开展工作。在广西主持剿匪工作时，他经常靠前指挥，冒着危险带队抓捕匪徒。在广东省委和中南局工作时，他一再强调，要反对那种张贴欢迎标语、前呼后拥、熙熙攘攘、招摇过市的检查工作和调查研究方式方法，提倡悄悄地下去，实实在在地了解真实情况。他日夜操劳、呕心沥血，不知疲倦、忘我工作，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火，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情燃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