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李富春同志由东北调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1953年9月兼国家计委副主任）。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1956年党的八大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导者。

　　李富春同志参加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具有开拓意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实施。作为编制“一五”计划的全程参加者，从国内前期准备、赴苏联进行长达半年多的谈判，到争取苏联相关援助的重要协定的签字，他历尽艰辛，付出大量心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制订好计划，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彻夜不眠。“一五”计划中，由苏联援建的156个工程项目是“重中之重”。李富春同志亲自负责这些项目的组织实施。每个项目都由他主持讨论，作出决定，签报中央。从编制设计、审查设计任务书，到选择厂址、组织施工、设备分交，他都一抓到底。在他亲自领导指挥下，“一五”计划156项（实际施工为150项）建设工程，除极个别项目因故未达到原定规模外，都实现了预期目标，技术经济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工程效果堪称一流。像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这样的大项目，从设计施工到建成投产，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其成就为世人所瞩目。“一五”计划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继“一五”计划之后，李富春同志又参加了“二五”、“三五”计划和其他重要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规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落实，提出和践行了许多科学指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如：重视调查研究，尊重经济规律，注意总结经验；经济建设要从实际出发，对生产、建设、生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重视经济效益和经济核算；注意综合平衡；等等。这些原则和方法，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不失指导和借鉴意义。

　　李富春同志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具有积极的探索精神。他多次提出原则性的重要意见和建议，得到中央采纳后成为党的指导方针。1953年9月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后，他针对当时财政经济的严峻形势，向中央提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建议。中央根据他的建议，及时采取了有关的措施。1955年冬，周恩来等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他提出还要加上一个“省”字，经中央同意形成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当“大跃进”给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困难时，1960年七八月间他提出应该用几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的主张，得到周恩来同志支持，后来中央制定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3年初经济形势初见好转后，他又提出继续贯彻八字方针的建议，被中央采纳，为实现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持续平稳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全国混乱的局势中，李富春同志协助周恩来同志主管经济工作。他千方百计排除干扰，抓生产、抓经济，先后主持起草和下发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并支持有关部门起草《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力图防止社会生产秩序受到进一步的冲击和破坏。他还协助周恩来同志在保护受迫害的领导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富春同志一身正气，为党为国操劳，却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断责难和冲击，在1967年初所谓的“二月逆流”中甚至被诬为“黑俱乐部主任”，受到严重迫害。对此，李富春同志横眉冷对，据理斗争，始终心念全局。即使最后已经不能参加领导工作，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牵挂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四个现代化，关心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同志在忧虑中因病去世。同月，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词，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李富春同志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奉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以卓越的功绩，高尚的品德，优良的作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丰碑上留下了不朽的英名。“岁寒松与柏，忠贞照千古。”诗人赵朴初为他题写的诗句，正是他一生品格的真实写照。李富春同志永远活在党和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