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南京市顺应民心民意，将迁走的孙中山铜像重新迁回市中心广场。而明年，也就是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此刻，有关中山陵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声音，开始出现了。我们今天请来了为中山陵申请世界遗产的提议人，著名文化学者裴钰先生，和听众朋友聊聊不到百年历史的中山陵，如何成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

　　南京树立了一个榜样

　　主持人玉昆：裴先生，你怎样看待铜像的回归？

　　裴钰：南京市迁回孙中山遗像，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现在中国很多大城市现在要开展大规模的公共建设，10年前铜像为什么要离开市中心广场呢？因为南京要修地铁，这个地铁修了十年，那么万幸的是，地铁修好了，这个文化遗迹又能够回归了，这个是非常好的，非常积极的。但是我们发现有的大型的城市里面，他搞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修地铁啊，修路啊，会把一些文物古迹给迁走了或者是破坏了，但是等城市建设修好了，工程完成了，古迹没有回来，或者是已经消失不能再复生了，从这个方面来讲南京给我们城市发展，特别是大中型，特大型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世界遗产的六个申报标准

　　主持人玉昆：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裴钰：基本上6个条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通常有以下六个条件：

　　1．必须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

　　2。可以表达人类观念的一个转变。

　　3。能为一种已经消失的文明或者文化传统，提供见证。

　　4。是人类历史某个阶段的代表性建筑。

　　5。是人类传统寄居地的杰出范例。

　　6。与有特殊意义的世界或者现行的某种传统、思想或者文学艺术有直接关系。这个条件很特殊，前五项标准只需满足其中的一项即可，但第六项需要满足前五项中的一项，然后第六项作为一个补充项可以列进去。

　　中山陵第一个条件肯定符合，他是中国民族建筑的一个典范，当时修中山陵的时候，集思广益，集中海内外的建筑设计的精华，文化的构思创意都集中了。

　　“国父”，不是民国之父，而是“共和”之父

　　裴钰：第二个，我们今天为什么纪念孙中山先生，为什么说中山先生和明孝陵朱元璋不一样，因为他是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我们在传统意义上说，中国在近代社会以后，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是一个落后的，一个老大的帝国，梁启超批评中国是老中国，老大帝国，实际上还不是，中国有这一方面，有灾难深重的一面，同时我们也发现，“现代中国”是一个特别积极改革，积极进步，积极求变的一个中国，我们说孙中山之前有谁呢，有康有为，有梁启超，孙中山之后还有李大钊，陈独秀，包括毛泽东，周恩来，中国始终在求变求新，所以说，孙中山开始说“三民主义”，就是民族、民权、民生，后来他自己都变了，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他的思想在变化，他为中国树立了两个基本的价值观，一个是民族独立，一个是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今天我们也在为这两个目标而努力，所以我们讲他是国父，这个国父，我理解是民主共和之父。

　　我们误读了“现代中国”

　　裴钰：当时我们中国，现在往往被我们忽略的是，其实我们中国是现代历史上，近代历史上，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家，在这一点上中国又走在了亚洲的前列，所以我们中国不仅在封建历史上，古代历史上走在文明的前列，不仅仅是一个文明古国，同时也是在民主共和制上，也是一个领先。

　　日本走的是君主立宪制，最后发展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成为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孙中山的思想标志着一个人类思想的改变，都说我们中国人落后保守，其实不是的，他从一个帝制的思想转变为民主共和的思想，他又符合第二点，表达了人类某种思想的转变，第三他也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建筑，他代表了中国近代的时候，因为中国近代是一个开放的变化的西化的过程，或者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中西合璧的过程，所以他也是代表一个阶段的特征的，所以他符合了三点，符合这三点就符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