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重庆武斗期间，郑志胜是重庆大学电机系毕业待分配的本科生。他接到的任务是处理尸体，同学送他绰号“尸长”。经他手的尸体近300具，其中送往沙坪公园埋葬的200多具。

    据郑志胜介绍，墓园所在的地方，解放前是开明绅士饶国模的私产。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逝世后，饶主动捐地作为墓园，时称“八路军公墓”。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曾埋于此处，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迁移。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墓园埋葬了几名中印战争中牺牲的烈士。

    据了解，沙坪公园地处武斗中一个派别控制范围的核心地段，隐秘、幽静，这是它成为红卫兵墓的原因之一。

    “文革”期间，重庆武斗惨烈，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重庆市武斗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645人死亡。

    据郑志胜介绍，沙坪公园内墓园的造墓立碑，是1967年6月到1969年1月。

    沙坪公园管理处负责搜集、整理红卫兵墓园资料的研究员李中华介绍，重庆当时七区三县，相类似的红卫兵墓群有24个，建设厂清水池、重大松林坡、体育馆、牛角沱大桥南桥头、朝天门码头街心花园等处，当年都有掩埋红卫兵的墓地。

    后来，其中23处墓地或被强制搬迁或被直接铲除了。至于墓地当时埋了多少人、何时被铲掉的，现在已无法考证。

    在“文革”武斗的历史结束后，红卫兵墓因它记载的历史，而成为人们心里的敏感区域。

    重庆一名受过“文革”迫害的老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里面所有墓碑都是‘文革’的耻辱柱，一看见它们，想起它们，我的心就会痛起来。”

    重庆民间学者王康曾亲眼目睹人们对红卫兵墓的仇恨。上世纪70年代，曾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重庆一中某校长，亲手把埋了几十人的红卫兵墓炸了。

    曾几次面临被铲除境遇

    围绕红卫兵墓的“拆除”声一直存在，而到了房地产开发的年代，它又面临了被地产商铲除的危险

    根据陈晓文、李中华等研究者的调查，“文革”武斗结束后，上世纪70年代，红卫兵墓园曾一度损坏严重。

    根据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的描述：“当时墓园仅靠一堵失修颓圮的土墙与相邻的农村生产队隔断，附近农民逾墙撬走上好的石板、建房做宅基石、盖猪圈。1975年全面整顿时修葺公园，才砌整了与外界隔离封闭的院墙，墓园方始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

    不过石墙仍不能使该处墓地免遭破坏。郑志胜回忆，1976年底，因武斗中牵扯命案他正处于羁押状态，他与几名狱友外出运粮时，向看守请求到墓园看看。他们刚进门口，便看见一群农民正猛撬墓基，打算抬着墓碑石回家。

    而随葬品中有钢盔、枪械的传闻，也让盗墓者时常明目张胆在墓地里挖掘，死者的遗骨被散落一地。

    因墓园的特殊性，如何处置“文革”墓群，对当地官方来说一直是敏感问题。研究员李中华介绍，上世纪70年代，时任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曾向上级请示此处墓地作何处置，后来没有下文。

    沙坪公园管理处主任钱立全介绍，1985年，有一名退休老干部给四川省委写信，要求拆除此处墓地。

    此信被转发回重庆市后，沙坪坝区政府及区委的部分干部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一方赞成把墓地炸掉，以“清除‘文革’遗迹与‘文革’记忆”，而一方，则希望把它保留下来以警示后人。

    据沙平坝区文保部门介绍，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廖博康到墓园走了一圈，并未直接表态。随后，他批示了 “三不原则”：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

    随后，由民政局拨款修建了更高更结实的围墙。后来，沙坪公园修建了一条从公园通往墓园的石板路，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墓园的再一次拆除危机，则与房地产开发时代的到来密切相关。

    据传，1993年曾有某港商的一个建设项目，把墓园划入了拆除范围，但后来此规划不了了之。

    传言引发了文保关注度

    2005年，因开发地产要拆红卫兵墓园的消息广为传播，人们也从此知道了有这样一个墓地

    围绕墓园的“拆除”风波并未就此平息。

    沙坪公园管理处主任钱立全介绍，到2005年，重庆再度传出有房地产开发商要将红卫兵墓园拆除，对这一地段进行商品房开发的消息。

    此消息一出，引发强烈关注。重庆众多人士积极奔走，呼吁保护墓园。

    而许多人通过互联网了解到了重庆有一处红卫兵墓园。

    “这个传言刚出来时，我很高兴，这是好事。”钱立全认为，正是这一消息，使更多人关注了墓园，而这对墓地的保护是有好处的。

    沙坪坝区原文物局书记吴波介绍，沙坪公园附近地理位置好，商业价值高，2005年前后商业开发正如火如荼。不过，当年开发商的意见一提出，即遭到众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强烈反对。□本报记者 吴伟 重庆报道

    他说，当年高校、民主党派反对拆墓的声音尤其强烈，他们希望此事得到慎重对待。不过，也有一些人认可拆除，认为铲除承载着痛苦记忆的物质，可消灭精神上的伤痕。

    吴波回忆，此提议原本不在政府规划中，最终也未被列入土地开发议事日程。

    钱立全说，对于墓地的“威胁”除了商业开发之外，还有家属提出要迁移尸骨。

    他回忆，2003年或2004年，有个家在贵阳的死者家属提出，希望把死者的尸骨迁出，以便进入其家族墓地。

    钱立全说，那是个合葬墓，虽然公园方清楚死者埋在哪个角，但只要迁出一个，就会造成墓地的严重破坏。

    于是，钱立全接连两次给那家人写信，希望从文物、从历史的角度，不要迁移。“我还说，他在这里有战友陪着，不孤独。”

    最终，家属方放弃了。

    “假如他要迁，你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人之常情。但如果这个例子一开，其他家属知道了要迁。又怎么办？这墓地就完了。”钱立全介绍，正是接踵而来的“危机”，使沙坪坝文物保护部门及公园管理处产生了一些想法。

    他们认为，只有使红卫兵墓园成为文物，才能从法律上避免类似情况一再发生。

    艰难的证人调查

    研究者李中华说，有的人不愿提及往事，有的人已老去，甚至有的人约好了，等要见面时却中风或去世还在2004年末的时候，沙坪坝区文物局联合沙坪公园管理处，便开始了为红卫兵墓园申报文物的前期准备工作。

    吴波说，文物并非是一个东西摆在那里，有一些年头及与什么事情有关，就能成为文物，它还需要见证者提供相关史料进行支撑。

    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落在了沙坪公园管理处的头上。

    钱立全介绍，因管理处无资金、无政策支持，此项工作一直处于“半休眠”状态。一直到2007年，转机出现。

    这年的4月4日，国务院下发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此时有人建议，沙坪公园应抓住机会。

    之后，公园管理处聘请了李中华、王友群、秦本志三人组成调查组，开始半公开地对墓园的史料及当年的经历者、死者亲朋等进行调查。

    三人调查小组从2007年9月开始运作。李中华介绍，此后连着两个春节，他们都在墓园中度过。因为死者的家属、同事、同学、朋友等，春节期间会到墓园吊唁。此外就是清明节时来人多。

    李中华等人的任务之一，就是与他们进行对话，搜集原始资料，“这是非常艰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