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我当兵在北大营
采访时间:2005年4月14日
采访地点:黑龙江省东宁县
见证人:陈广忠 1908年生,河南下义县人。16岁进入东北军。九一八事变时,为东北军独立第七旅士兵。现生活在黑龙江省东宁县。
-事变之前,日本和我们都搞演习———而我们则是演习如何撤退
九一八事变时,我就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中,日本人炸了铁路后第一个进攻的对象。
其实日本人早就想打我们了。
就是在没打之前,他们在东北也基本上是无法无天的。那时,在满铁沿线大小车站都有驻军,还有铁甲车昼夜不时来往巡逻,租界地也由日本的宪兵、警察维持。没人敢惹日本人,就是我们,长官也常常强调,千万不可与日本人冲突。
我们旅是东北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日本人也常来驻地骚扰。1931年夏天,先是日本军官老来参观,到我们的营地里到处看。后来,还常常有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三五成群借“参观”名义,到北大营来闹事,有时直接向我们挑衅。大家都恨得牙痒痒的,但长官不让动手———东北军军纪很严,特别是我们旅。
大家都知道,早晚有一天,日本人会动手的。我们私下里常常一起唠说,到那时,一定要狠狠地教训这些“小鼻子”。
天气凉了,日本人的演习就多了起来。事变前的那几个晚上,日本人每天都演习到很晚。除了把关东军调来满铁附属地,他们给在乡军人也发了武器。我们经常上街的弟兄们回来说,城里的一些日本浪人在酒馆叫嚣说,过几天就要“给中国人颜色看看”。
旅长王以哲也看出来了,也做了防备———9月13日到15日夜间,我们连续三夜向东山嘴子东大营大操场作转移演习。长官们说,目的是一旦日军进犯,以便有秩序地退走,不致临阵措手不及;同时也是为了暂避其锋,等待外交上的解决。
9月18日当天,日军在南满火车站的墙上贴了布告,说是奉天驻军近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不要惊慌。但有从那地方回来的兄弟说,南站日本兵和在乡军人挤得满满的,还牵出来很多大炮,情况不妙。
情况肯定不妙,但我们都没想到,日本人就在这一天就动手了。
-九一八枪响时,我们的长官都不在北大营
我们没想到,我们的长官们好像也都没想到———事变发生时,我们的旅长和三个团长都不在北大营。
都知道日本人早晚会动手,但谁也没有认真准备过,都抱着一种侥幸心理,盼着日本人没有那么大的野心———现在回想起来,那大概就是一种亡国奴心态吧。
我现在还记得,九一八那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初七,我们发饷的日子。
晚上十点多,我们都睡了,听到一声爆炸声———日本人炸轨的地方离北大营很近,只有一里地左右,我们都听见了,但没想到随后日本人就打来了。
(此时,张学良远在北京。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在老家锦州给父亲办理丧事。旅长王以哲到沈阳城里参加社会活动。)三个团长都回家了,只有旅参谋长赵镇藩住在营区。
-我们人比日本人多几十倍,但长官就是不让打。为了逃命,最后我们还是开枪了
爆炸后不多一会儿,机枪、步枪声就响了起来,而且越响越近。很快,就有炮弹落到了我们营区里。直到连长来叫我们,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了。
我们连长正好当天晚上是值日官。敌人打来了,团长又没在,他就把全营四个连的连长都集中在一起,然后下令把部队带入战斗岗位。
我们都操起了步枪,准备战斗。这时候又来了命令,叫我们撤回来。大家都不明白,有的人哭了,有的人骂起来,有的甚至当面质问起了长官:“日本人要我们的命,我们为什么不能还击?!”
日本人很快越过了西围墙,首先就打进了621团的营房。我们急着等命令,谁知道等来的却是“不准轻举妄动,不得还击,原地待命,最好仍然躺在床上不动,枪库不要打开”等命令。
连长把我们集合起来,让我们隐蔽待命。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火光下,西营房前人影攒动,枪声不断,不断有人惨叫着扑倒。平时都在一个操场上训练的兄弟,现在被日本人追着打,却不敢还手,现在想起来,我心里还难过呢。
我们在焦急地等待。撤出来的弟兄们说:日本兵闯入营房,见人就杀,有的人躺在床上不动,竟被日军活活刺杀在床上。有的人虽然拿着枪,但不敢擅自还击,被日本兵追着开枪杀死。
我们问连长,日本人打过来,我们也要躺在床上让他们刺吗?连长还是说听命令。
但是听什么命令?电话线让日本人剪了。日本兵穿着黄军装,戴着王八帽子,就在我们对面喊喊杀杀的,跟鬼叫一样。连长一看没办法,说:咱打吧,别等命令了!
我们这才打了。打着打着,我忽然觉得脸上一热———用手一摸,湿乎乎的,紧接着就疼起来,中小鬼子的枪了!
当时没顾上管,加上想报仇,还在那儿开枪,直到接到命令,要我们按演习计划向东大营大操场转移。到东大操场后才知道,我的嘴都被打穿了,牙龈和牙都打没了。
我这还算是幸运的。最后一清点,光我们一个班就死了6个。
我是河南下义县人,17虚岁时张作霖回乡招兵时当的兵。九一八事变后,部队朝关内撤,长官告诉我们,张学良说了,想回家的可以走。我想,当兵当到这份上,没意思了,也不想回家,就到哈尔滨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