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这个村瞄准了“红色旅游”的发展趋势，经营家庭旅馆、旅游饭店达６４家，占全村总户数的９５％，人均年纯收入４７１１元。“户户有项目、人人有活干”，正是对现今西柏坡人的生动描述。

　　西柏坡所在地的平山县县委书记王俊英说，历届中共中央领导人都来过西柏坡，作为平山县的领导，“学习”的机会是别的地方领导不能比的，必须“考出好成绩”。

　　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几届县领导实行每月逢“５”定期“下访”，深入到乡镇接待群众，现场处理信访问题，做到小事不出村，一般问题不出乡。

　　这个县过去“三天两头有会”，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偏远乡镇尤为突出。县委、县政府规定：综合性会议每年不超过三次，每次不超过半天；一般性电视电话会议不超过１小时，县直部门召开的本系统会议不超过２个小时。

　　西柏坡－唐县－保定－涿州－北京，这条长约３６０公里的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当年走了３天。而６０年前的山路如今已被高速公路代替，这一段车程现在只需要３个多小时。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夜里，毛主席来的时候静悄悄的，没有惊动村里百姓。第二天一早走的时候，满街都是出来相送的乡亲，临上车前，毛主席向着大家点头微笑，挥手示意。”时任唐县淑闾村公安员李青墨说。

　　当年毛泽东一行“进京赶考”途经的唐县是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而今，清华大学教育扶贫现代远程教学站项目正式落户唐县，“扶贫先扶智”。

　　“旱坡地上菇飘香，山村市场通四方，山沟子里起新房，光棍儿汉娶新娘……”目前，唐县食用菌生产遍及９０％的乡镇、１８０多个行政村，涉及２．８万余户，涌现出５００个大棚以上的专业村５个，３００个以上的１８个，食用菌产业真正成为了富民强县产业。

　　时任涿县公安局长的张铄回忆说：“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４日，黄昏时分，毛泽东乘坐的中吉普进了涿县县城（今涿州市）。那天晚上，穿着灰粗布旧棉军装的毛主席就住在我的宿舍里……”

　　毛泽东进涿县时，发现这个素有“十八省通衢”之称的千年古郡冷冷清清，并听到了“市场没回城，买卖难兴隆”的说法，便向时任县委书记的王成俊询问端由。王成俊回答，原驻当地的国民党军队强行把商贩赶到了城外，解放后接管工作头绪较多，一时没顾上把市场迁回来。毛泽东当即说，工作千头万绪，先要从群众最需要的抓起，应该学会掌握城市工作的规律，马上迁回市场。

　　就这样，“市场回城”成了当时年轻的涿县县委学到的“执政第一课”，这一课涿州干部至今铭刻于心。

　　时光转到了２００９年的夏季。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就像夏天的天气一样，正在涿州市党员干部中热烈地进行着。在距６０年前毛泽东给涿县县委上“执政第一课”的地方不足８００米的一间会议室里，涿州市委书记王舟的话语掷地有声：“涿州的经济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一堂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特殊课程正在进行。

　　当年中共中央领导在涿县留宿过的大院，如今是涿州市三义小学的校园。教室的墙上贴着孩子们亲手画的一张张“我们的城市”的图画。孩子们绚烂的画笔和灵动的想象，为这座城市描绘着闪闪发亮的未来。这，也正是他们夺目的未来。

　　这巧合或许正是历史的一种寓意——对于要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共产党人来说，在一场场新的考试和考验面前，我们永远都是小学生。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人执掌政权比作“进京赶考”。６０年来，中国共产党交了一份高分答卷。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摸索，走上改革开放的光明道路。这一次次的“考试”过程中，逐渐形成“中国模式”，目前，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政治稳定，社会总体和谐。

　　“不过，当前，社会矛盾凸显，利益分化明显，这些都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提出很大的考验。”汪玉凯认为，中共最大的‘考试’，在于不断完善自身建设，如何能够控制住权力滥用、打击腐败，加强党内民主文化建设，切实提高执政能力，更有效管理、服务社会。

　　“中共作为执政党，有旺盛的生命力，正在创造一种独立于西方国家传统体制之外的新型政治模式。”汪玉凯说，这就是献给人民和世界的最好的答卷。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即将在北京召开。如何总结宝贵经验、如何推行新型党内民主、如何预防少数干部腐败、如何提升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用行动抒写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