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出版的《中国人大》杂志《回忆开国大典》栏目刊登该刊记者专访苏凡的文章：《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全文如下：

　　1949年8月中旬，开国大典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主席台就是天安门城楼。周恩来把布置城楼的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张致祥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舞美队的队长苏凡接受任务后，立即带领着舞美队的两位日本美术家肖野和森茂，到天安门进行实地测量。这时，天安门城楼已经搭上了脚手架，有人在粉刷，有人在拔屋顶上的杂草。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写有“天安门”三个大字的匾额。苏凡知道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政协会议还没有召开，国旗国徽都没有定下来。设计开国大典的会场却没有任何参考的依据。这俩美术家原来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称得上是科班出身。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再加上汲取了中国北方农村风俗的丰富营养，使他们对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能够得心应手，灵感勃发。两位美术家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就拿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设计草图。

　　张致祥将20张设计草图送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同志选定了在城楼装上8个大红的宫灯、8面红旗，天安门正面墙壁上挂两条横幅，中间是毛主席像的设计，并对这幅设计图的一些局部进行了修改。他抹去了在金水桥栏杆上扎满彩球的设计，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周恩来同志要求最迟要在9月28日将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

　　这时距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了。然而，找谁去制作这8盏宫灯呢？苏凡连续几天整日在北京城里跑，人家一听做那么大的宫灯，都说“做不了”。眼看只剩下10天时间了！肖野出了一个点子：“北平城里过去不是经常制作小宫灯吗？找一个扎灯艺人来帮忙，我们自己干吧。”经故宫的管理人员推荐找到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艺人。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胆的设计图，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三圈后，说：“这么大的宫灯只能在城楼上做，否则抬不上去。”说干就干，苏凡立即买来绿竹、红布、黑钉、黄穗等材料；舞美队的全体人员都上了天安门城楼帮忙；老艺人带着徒弟并找来木工做宫灯的圆托；两位日本画家负责画宫灯的云头和制作流苏。连续几天几夜，他们都没离开城楼。离大典还有一天8个大红宫灯终于做成了。张致祥马上调来十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搬来梯子，几经周折把这8个每盏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达80公斤的大红宫灯安全地挂在了设计的位置上。

　　在开国大典前夜，苏凡住在城楼上陪伴着这些来之不易的大红宫灯。当晚在天安门城楼上值班的只有两个人，苏凡和陈琰，陈琰是公安部负责保卫工作的。

　　那年苏凡25岁，他8月4日刚与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田华举行了婚礼，接着就接到了这项任务。他说自己有些对不起新婚妻子田华，自从接受这项工作以后，就一直把新婚不久的妻子独自留在洞房里，自己却长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夜已经深了，周总理再次来到天安门城楼上。他指出城楼正面屏风的设计“中间一个五角星，用红绸子散向四周闪着光芒”远看有些像越南的国旗。苏凡连夜又把两个美术家叫来商量。都夜里3点了，三人谁也想不出怎么改，最后决定撤掉。屏风很大很重，根本来不及搬走，只好把上面的装饰拆下来堆在休息室里，一直干到10月1日清晨才最后完工。

　　10月1日下午，苏凡作为装饰布置开国大典主会场的负责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回忆说，那天就站在电影演员白杨旁边，看见毛主席走过来和代表们一一握手。因为自己是工作人员，毛主席和白杨等代表握手时就主动退后一步。白杨手里拿着一个16毫米的小摄像机，一边说一边拍着会场和周围的领导人，这是他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