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三国时蜀国重臣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很有才干，但他很计较个人恩怨。有人建议诸葛亮向刘备汇报，“抑其威福”。诸葛亮则从大局出发，认为法正恰如羽翼一样辅佐刘备，才使刘备能够应付时艰，不必因小过而束缚其才干的施展。毛泽东在《资治通鉴》里读到此事，批注说：“观人观大节，略小故。”显然是同意诸葛亮的处理方式。愿用、敢用、善用这种人才的领导者，总是以宽阔的胸襟接受他们的个性，发挥他们的才性，在他们遭受误解和妒嫉时，能够主持公道。“荆岫之玉，必含纤瑕”。毛泽东1975年有一个著名的批示，道出此中常理：“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

　　看来，不仅要有爱才之心，识才之智，用才之能，还要有容人之量。这当中，也包括宽容失败和错误。任何人都不会事事正确，事事成功。个性鲜明，才性有偏者，更是如此。他们犯错的几率比一般人要大，平时暴露的缺点，也比一般人要明显。犯了错误，接受了处理，如果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继续干事业，就有一个怎样看待、鼓励和使用，进而把他们被边缘化的苍凉感转化为往中间挤的热情和干劲的问题。

　　毛泽东评价王稼祥，该是一个范例。1931年王稼祥初到中央苏区时，曾参与了“左”倾领导对毛泽东的批判。长征途中，在讨论是不是进攻一个叫打鼓新场的守敌时，只有毛泽东一人不同意，甚至提出：如果你们非打不可，我就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一职。王稼祥立刻回顶道：老毛，你这是什么态度，少数要服从多数。可见王稼祥是很直率坦诚，敢于说话的人。此后大家觉得他敢顶毛泽东，便推举他为新的三人团成员（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参与指挥红军。1945年6月，王稼祥在七大落选中央委员后，毛泽东专门在大会上介绍了一般代表不大知道的王稼祥的一些贡献，也不回避他的缺点错误。毛泽东说：“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接着毛泽东讲了王稼祥在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正确主张，在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上的贡献，并说，在这以后，“虽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如在政治工作中就有很大缺点，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1939年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941年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2年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及建军的四号指示等，都是他起草的。增强党性的决定是他与王若飞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建军的四号指示是他与叶剑英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至于他有些缺点，如对干部的关系，这是大家知道的。但上面这些是大家不大知道的，是中央内部的事，我今天在这里必须讲一讲。他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

　　毛泽东讲这些，目的是希望代表们了解王稼祥，能够选举他为中央候补委员。

　　对犯过错误的干部，在需要的时候，特别是在他们人生关键时刻，多想一想，多提一提他们的功劳和长处，既是一种容人之量，也是一种用人之道。像毛泽东那样，在选举关键时刻公开把王稼祥做过的好事，一件一件地摆出来，确实让人感慨不已。正是有了这种“不拘一格评人才”的做法，才可能出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局面。正如毛泽东早在1933年就说过的那样：“怎么好说没有干部呢？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