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贝尔格莱德市副市长向中国作家代表团致意
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
感受着尚未散尽的硝烟,听着"中国!毛泽东!功夫!"的问候,我们来到了南斯拉夫黑山共和国——
2001年10月下旬,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来到了黑山共和国。当时,南斯拉夫联邦的成员已经发生变化,只剩下了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
黑山虽然只有1.68万平方公里,68万人口,但集中了五大洲的各种地形特点,风景十分秀丽:连绵的群山,黝黑的森林,古老的城堡,迷人的海滩,庄严肃穆的教堂,清洁宽阔的大道……24日晚饭后,我们在宾馆附近的一条小街漫步。
当时夜幕降临,街道两旁的迪厅里传出了喧闹的乐曲声。一群群男女青年到这里消闲。当中有些男青年长发披肩,胡须杂乱,穿着十分另类,看到我们之后便迎面走来。团里一位女同志顿时有些紧张,害怕遇到在欧洲某些国家发生的打劫事件。不料快接近时他们立即止步,纷纷伸出大拇指,吐出了几个生硬而清晰的中文单词:“中国!毛泽东!功夫!”我们顿时感到作为当代中国人的自豪,于是也友好地跟他们打招呼,表示谢意。
中国,是他们十分神往的国度。毛泽东,在这里是家喻户晓的名字。所谓“功夫”,是因为他们不久前刚看过少林寺武僧赴欧洲的巡迴表演,对中国功夫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使我想到当天上午,我们的飞机刚刚着陆,黑山的几家主要媒体立即派出能干漂亮的女记者对我们进行采访,详细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举世瞩目的变化,以及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状况。在黑山的中国城,我们还碰到了来自浙江温州的商人。他们自豪地说,他们开的小轿车相当高档,在这里十分惹眼;中国商品在当地也是抢手货。他们商店的橱窗柜台,实际上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宣传栏。
中国作家代表团是2001年10月17日途经法兰克福飞抵贝尔格莱德的。来访的主要目的是参加第38届贝尔格莱德国际作家笔会,到黑山游览只是会后安排的一项余兴。因为一位老作家健康欠佳未能成行,我临时担任了团长的职务。前来机场迎接我们的是中国驻南使馆的文化参赞刘永宏和一位南斯拉夫的优秀汉学家拉多萨夫·普舍奇。晚10时,我们住进了位于市中心的卡菲诺旅社。
现在这家旅社留在我记忆中的是朱红色的柜台,古旧的木门电梯,热情而能说几句中文词语的餐厅服务员,卧室内那台图像模糊的十四吋彩电,旅社门前太阳伞下的露天咖啡座……因为卡菲诺旅社位处市中心,政府机构的客人大多安排在这里下榻。
10月18日下午5时,在粗犷苍凉的民歌声中,塞尔维亚作家协会迎宾会拉开了序幕。作协会议厅聚集着来自二十五个国家的五十多位代表——主要是来自欧洲各国的诗人。亚洲的来宾除开中国作家代表团之外,只有一位台湾的诗人、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迎宾会后,贝格莱德市政府又紧接着举行了鸡尾酒会。在灯火通明的市府大厅里,一位年轻的副市长专门来到我的圆桌前敬酒。他说:“感谢中国人民对南斯拉夫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中国是一个大国,什么事情都好办。”我回答说:“大也有大的难处。但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该有一种宁折不弯的民族精神。这一点是最宝贵的。”那位副市长笑着点头称是。
10月19日这一天是我们访问期间最为繁忙也最为充实的一天。上午10时,第38届贝尔格莱德国际作家笔会在市立博物馆一楼报告厅举行开幕式。东道主出于对中国的尊重,特意安排我作简短致词。我说:“能够应邀参加这次盛会,感到十分荣幸。我们带来了中国人民和中国作家对南斯拉夫人民和各国作家的友好情谊。今年是联合国规定的文明对话年。我们怀着一个真诚的愿望:希望通过各种渠道的平等对话和友好交流逐步消除人类之间的隔阂,逐步消除冲突、战争和一切形式的恐怖行为,使整个地球成为一个和谐、繁荣、友好的村落。中国现代文学的光辉代表是鲁迅。南斯拉夫现代文学的光辉代表是伊沃·安德里奇。我们相信,在中、南两国作家的交流过程中,鲁迅和伊沃·安德里奇的传统一定能够得到发扬光大。”
下午四时半,在原址举行论文宣读会。我宣讲的题目为《我期待的二十一世纪文学》。我坦诚地说:“在我心目中,未来的文学应该是更能直面人生、更加贴近民众的文学。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虽然艺术风格和样式各有不同,但无不表现出对民族、民众、人类命运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对弱势群体命运的密切关注;无不以深切的人文关怀与现代理性精神的光芒来观照现实。未来的文学应该是‘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的文学,‘全球化’与‘本土化’有机融合的文学。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大厦都是在传统提供的特定土壤上建构的,而不可成为超越传统的空中楼阁。但传统往往具有能够与时俱进的积极因素,也有滞后于时代因而应予剔除的负面因素,需要在进行历史反思的基础上予以批判和继承,不能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未来的文学还应该是‘世界’与‘民族’的有机统一。
各国文学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容纳世界新潮的问题,也同时面临着保持民族特色的问题。所谓容纳世界新潮,指文学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必须根据‘趋利避害’的原则,一方面大胆无畏地吸收一切外来优秀文学成果,同时又应积极防范和抵御外来文化中那些与本国国情、民族利益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不符的消极因素。总之,继承历史传统应该立足于‘今天’,借鉴外国经验应该立足于‘本土’。
这种既继承历史传统又融入时代新潮的文学,这种外来艺术因素与民族文化积淀浑然一体的文学,就是未来世界充满生机的文学。”我的发言由普舍奇先生现场翻译,赢得了一阵阵热烈掌声。执行主席说:“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发言,十分深刻有独到见解,刚才的掌声表明,他的发言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共鸣。”
当晚,东道主又特意为我们安排了一个“中国之夜”晚会。晚会在市立图书馆的罗马宫举行。所谓“罗马宫”其实是一个会议厅,因为主席台背面保留了一道罗马帝国时代的城墙,故称之为“罗马宫”。在高亢的小号声中,晚会拉开序幕。
晚会上,我们代表团的成员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歌,即席发表了简短而精彩的演讲。与会的塞尔维亚朋友也纷纷即席讲话,其中有一位魁梧的大胡子,曾经到中国旅游。他特意展示出了他从中国带回的筷子、快板、酒爵、平安钟……他动情地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客的人。中国的国土有多么辽阔,中国人的心胸就有多么辽阔。千万别跟中国为敌。要知道:他们的蚊子比你的飞机还大。”他幽默而友好的话语,引发了阵阵笑声,使晚会气氛既热烈又活泼。
10月20日下午,笔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更换了一个更大的会场,因为来自各国的诗人要在这里赛诗,不少文学爱好者争先恐后前来旁听。我这才发现塞尔维亚民族原来是个特别爱好诗歌的民族。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来衡量,塞尔维亚的诗歌爱好者在世界各国当中恐怕会名列前茅。
我朗诵的诗歌名为《串门来了》——
有人说:地球是一个村庄,
因为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太阳,
也共同拥有一个月亮。
今天,我们到邻居家,串门来了。
我们早就发现,
邻居家的窗棂上,
洒满了,
友爱的光芒。
我们乘坐一架叫“和平“的飞机,
我们沿着一条叫“友谊”的航道,
……
这首诗也是由普舍奇先生事先翻译成塞尔维亚文。我朗诵原文,贝尔格莱德大剧院的一位女演员朗诵译文。我感觉到效果非常之好。我想,即使听众完全不懂中文,也会为中国诗歌的节奏和韵律所倾倒。事后我问普舍奇:“‘串门’这种北京方言你是如何翻译的?”回答是:“用塞尔维亚语表达,翻成了‘我来到了你的窗前’。”我开玩笑说:“让我赛诗,好比赶鸭子上架。这句话你又如何翻译。”他说:“我可以翻成赶着鸭子上树,塞尔维亚语中也有这种说法。”
10月22日至23日,参加这届国际笔会的各国作家分为三个旅行团旅行:一个团去塞尔维亚女诗人玛西摩维奇的故乡娃里沃,一个团去首次举办世界圆桌会议的小城卡尔洛维奇,还有一个团去山城克鲁舍瓦兹。因为这三个地方的群众都非常想见到中国作家,所以我们的团员只好兵分三路。
我参加的旅游团是前往女诗人玛西摩维奇(1898—1993)的故乡——娃里沃。那一天细雨霏霏。从大巴士走下,扑面而来的是雨后的清新空气。绿茵茵的草地上,有一条由不规则形石块铺成的蜿蜒小路,引导我们一行走向一块神圣的墓地。这位95岁的杰出女诗人就长眠在一个长方形的墓穴里。一位身着黑袍、头戴黑色礼帽的神甫肃然伫立在墓地,迎接来自中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罗马尼亚、西班牙等国的诗人。
人们燃起一支支洁白的蜡烛,鱼贯而行地插在女诗人墓前。有人深情地吻着矗立在墓碑上的铁十字架,将泪水融入十字架上晶莹滚动的雨水。
带队的是塞尔维亚著名的诗人兼剧作家迪米奇。他首先要求我这位来自遥远国度的客人即兴讲话。我说:“在这块圣洁的土地上,长眠着一位塞尔维亚的卓越女儿。人们在亲吻着她墓碑上的十字架,她同时在亲吻着哺育她的沃土。我曾经被诗人的佳作深深打动。记得她在一首名为《我没有时间了》的诗中写道——生命的出海口已经很近,/我没时间掉头走回程,/我没时间张罗琐事,/现在该考虑伟大与永恒……如今,诗人的躯体已回归自然,但她的生命却属于永恒。”台湾女诗人张香华把我的话译成英文,迪米奇又将英文翻成塞尔维亚文。虽然我说过的话似乎越翻译越短,但听众显然还是理解了我要表达的意思。
下午在玛西摩维奇纪念馆的阅览室座谈。桌上刚熬好的土耳其咖啡热气升腾,散发出阵阵浓郁的芳香。诗人们朗诵着各自的诗作,也有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时,迪米奇又要我讲话。我找不到恰当的言词,便唱了一首苍凉的老歌:“嘿,我们广阔的田野,绿色的田野。嘿,我们亲爱的巴尔干山,你知道多少痛苦,你隐藏多少秘密,嘿我们亲爱的巴尔干山。”
晚餐后,在一所学校的报告厅举行诗歌朗诵会,一百多人的会场座无虚席,两旁还站满了夜间部的学生。主席要我朗诵一首表达对南斯拉夫情感的诗,由当地电视台转播。我临时写了一首《枣树与椴树》。女演员安娜介绍了这首诗的大意,我直接用中文朗诵——在北京的黄土上,屹立着一棵枣树,它被打枣杆不停地抽打,叶子已经落尽,树皮遍体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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