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数数:一、二、三……
突然,一个同学举手,我点头示意,起立回答,只听她大义凛然,斩钉截铁地说:
“如果是我,就挺起胸膛,走出人群,宁肯自己牺牲,也要保护乡亲。”
“回答得好,很好。坐下!”
全班同学如释重负,恍然大悟。
正确回答的,正是李讷。
当时,我为有这样好的学生,深感自豪,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几十年了,往事仍历历在目。
去年来京才听同学说,李讷和同龄人一样,经历了不少磨难。原来在校过寄宿生活,有阿姨照顾,独立生活能力都是比较差的,也可说是低能的。
老师,当然对自己的学生比较了解,这对李讷来说,经历磨难,是有益的。她在磨炼中努力完善自身,也在生活中不断前进啊。
她生在革命圣地延安,吸着老区人民的乳汁长大,成长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生前的愿望:
李讷应当永远是党和人民的好女儿
这是当时老师们都知道的。李讷,自当永不相忘。
能不能呢?这就是当老师最关心的问题。
巧极了,我原写到这里已知之不详,想搁笔了,可巧看到《北京日报》对她的访问记。
我读完文章又仔细看了她小时和现在的照片。果然,李讷已经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出现在首都市民里,公开乘坐公共汽车到毛主席纪念堂去,又回到与普通市民一样的家里。
李讷用自己的生活,回答了毛主席的愿望。
释然了。
金戈:育英——童年的理想国
弟弟金矛从小就是个聪明又憨厚的小男孩儿。记得刚到北京上小学时,爸爸妈妈和我们都是供给制,全家人在机关饭厅里吃饭。爸妈只有很少的津贴,供买肥皂、牙膏用。但是每个月发了津贴后,爸爸总要挤出一点钱来带我们去打牙祭,一碗馄饨一角钱,再加上5分钱一个芝麻烧饼,饼中夹一点最便宜的肉——酱猪头肉,那是我们最美的享受。每次吃饭时,爸爸总要叫上一两个同事,在坐等着馄饨的时候,爸爸和叔叔们争着给我和弟弟出心算题,无非是加减乘除而已,让我和弟弟抢答。几乎每道题都是弟弟先说出正确的答案,我总是落后,弟弟多聪明呀!1954年小学毕业时,我们俩都获得了学校颁发的铜制的“品学兼优5分”奖章。
弟弟最爱和小伙伴们玩打仗的游戏,从小就想当兵。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弟弟看着那些身着军装,佩戴肩章的将军们,十分敬慕。一天,弟弟找了一块硬纸壳,又画又剪,给自己做了一副肩章和领章,用针线细心地钉在了自己衣服的肩上和领子上。他喜气洋洋地穿上了军装,又扎上了皮带,把自己“武装”起来,俨然一副将军的威严英姿!我们童小鹏叔叔给他拍下了这张照片。照片中深藏着弟弟童年的将军梦。
小学毕业时,弟弟考进了北京四中,并以优秀的成绩毕业。那时他也曾想报考清华,因为四中号称清华的预备队。但是周恩来总理教导高级干部子弟说:“旧社会有句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现在应当转变思想,‘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高级干部子弟要起带头作用,要去当兵!”四中的老师们响应号召送尖子学生去学习军事技术,弟弟也在保送生之列。他服从党的需要,愉快地进入“哈军工”,学习舰艇设计,成绩仍然优秀。毕业后他又服从分配到芜湖造船厂去当了军代表,干最基层的技术工作。他一贯喜欢动脑筋,热衷于钻研技术。可是,“文革”中受爸爸株连,他不得不离开自己心爱的专业,复员回北京,分到一个小小的电控厂当了9年工人。然而,他仍然锲而不舍地自学电学知识和技术,扩充了知识结构,“文革”结束时居然考取了一个电器工程师!后来,弟弟因技术好,被海军召回,仍然从事装备技术工作。
20世纪80年代末,弟弟调到海军在上海的办事处担任总工程师。一次,他被派到国外去验收一批装备定货,在仔细检查每一个部件时,突然发现设备上面有少许油迹,就对外方技术专家说:“这部机器的铸件有缺陷。”那位专家眉毛一扬,说:“我们的技术绝对可靠,从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经过一番争议,弟弟坚持让他们拆开了机器,一查,果然有缝隙!外方专家目瞪口呆,并敬佩地说:“金先生,我们应该把您的照片挂在车间里,让所有的工人看见您的照片就不敢出废品!”
弟弟于2002年晋升为海军中将,当年的纸肩章变成了金肩章,他果然圆了童年的将军梦。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个初夏之夜,窗外淅淅沥沥下着雨,忽听有人敲门,我起身开门,门外站着的竟是我小学时的老师张宝章和阎文珊夫妇,他们打着雨伞,冒雨而来,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赶紧请老师进屋,他们落座后问我:
“你最近发表了什么讲话吗?”
“没有啊!”我一脸茫然。
“参加过什么会议吗?”
“没有啊!”我有点奇怪,使劲回忆,猛然想起来了:
“啊,对了,我前两天出席过××日报一个座谈会,是讨论影片×××的。”
“你说什么啦?”
“没说什么特别的,只是把影片改编和小说原著进行了比较,肯定了影片的思想艺术成就。”
“别人说什么了?”
“出席会议的十来个人,别人都是批评意见。”
“你了解这次会议的背景吗?”
“背景?我知道一点,可我认为我是实事求是的,我看不出影片有什么政治问题。”我老老实实地说。我自信共产党乳汁哺育长大的我,立场和观点没有问题;而且,我从小就不屑于随风倒和人云亦云……老师把这个会议的背景跟我说了一遍,又告诉我有位出席会议的同志很为我捏一把汗,他推测我可能是一个育英出身的人,便给张老师打电话,将我可能遭“出头鸟”之祸的险境告知了张老师,两位老师接了电话,连忙冒雨来通知我,还谆谆告诫:
“可别给人家当靶子呀!”
第二天,我立即跑到报社。毕竟是80年代了,报社尊重了我的不发表权。
我内心充满感激,育英师生的情义真是地久天长。可是转念一想,我都40大几的人了,却还要让两鬓斑白的老师打着雨伞为我遮风避雨,对我百般呵护。而我呢?真是一个身患“自我保护能力软骨病”的人。愧疚之余,我不禁反思,育英的成功教育中,是否也有不成功之处呢?育英教育的超前性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过分超前,太理想化,只讲光明面,忽略阴暗面,只讲人性真善美,忌讳人性假恶丑,无疑是脱离社会现实的。不言而喻,理想永远是人生的指路明灯,在现代教育中也不可或缺,然而,把校园营造成为柏拉图式的理想国,把孩子们封闭在世外桃源中,企图培育成圣人,这些“圣人”对社会的复杂性,对人生之路的坎坷性,一无所知,融入社会的能力也就大打折扣。记得小学时,每周各班召开生活检讨会,同学之间,师生之间能够开展真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人人与人为善,个个推心置腹,闻过则喜。育英校园营造的浓浓的色香味俱佳的和谐人文氛围,养成了育英人真诚坦荡,心直口快的性格,以至于我在校、在家、在父母面前、在机关,一遇到不正确的言行,不论父母长辈,脱口而出一句话:给你提意见。那真是心口如一,言行一致!育英塑造的这种正直无私的性格,让我一生赢得群众的信任和好评;但也引来了一些误解和怨恨,甚至打击报复。育英人中如我一般无害人之心,更无防人之心的准傻子不只我一个!误以为尔虞我诈,相互倾轧,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等世风早已“俱往矣”留给了旧社会;误以为自己面临的是纯洁而又纯洁的理想国,这种不设防的心理往往在人生之路上意外碰壁,以致头破血流。育英人在“文革”中遭难者甚众,除了受家庭株连等政治和社会历史原因之外,主观上“自我保护意识”的缺席,适应社会生存能力的残缺,不能不承认是人生的教训。这,是否也是育英教育的败笔呢?在我们感激母校而怀旧的同时,是不是也应当深思一下呢?
(摘自《在育英,我们走过童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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