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老不喜欢采访,不喜欢当名人,自谓平时连捶背时间都没有,哪有空闲扯,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学人,寂寞平生,百年孤灯。他支持无神论研究,却为中国宗教学开山立业。为人宽厚,学问博大。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任继愈为人,如雪中炭火,栖身之家,常在积雪中。月挂天心过贫汀,公去矣,一轮皓月照千峰。
“儒教是教,
孔子是教主
上世纪80年代初,任继愈提出了“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此观点打破了国内外思想界认为“中国古代无宗教”的普遍观念。
1987年,任继愈任国图馆长。他认定了古籍整理这项远离名利的苦差使。“对于古籍文献整理,任老有着自己的原则。从做选题、写提纲到审读点校,他总是亲力亲为,从不做‘挂名主编’。”李申说,每次去国家图书馆任老办公室,都能看到书桌上摞着厚厚的书稿,而这里面大部分书稿任老都要一本本看过。
虽已过耄耋之年,任继愈先生依然不遗余力、老骥伏枥,为让尘封已久的古代文献焕发出新的神采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主持下,总字数过1亿的《中华大藏经》历经十余年完成了107卷;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文津阁《四库全书》也已影印出版;他主持编写的《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等工具书填补了新中国宗教研究空白;依托国家图书馆馆藏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完全仿真影印了500多种珍稀善本;7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工作也已走过了十余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也顺利开展……
社科院宗教所原所长杜继文说,在任老眼中,认真做学问是学者的本职工作,低调做人、专心学术才是学者本分。
“培养人才
不是蒸馒头
“神志不清”时仍不忘坚持“高中文理不应分科”
任先生一生关心教育,对年轻人也寄予厚望。他强调年轻人要有理想,哪怕是空想,太现实的年轻人没有出息。他还推动引进了我国台湾中学国学教材。
6月17日,他缠绵病榻已神志不清,但在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丽去看望他时,他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仍不忘说,“小学是学知识的,中学是学做人的。小学学不好可以补救,中学学不好就没办法补救了!基础要放得宽一点好,高中文理不要分科了。”
生平
“继愈”寓意继承韩愈
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蚂蚁会不会头晕呢?”孩童时代,任继愈就是这样一个凡事都要问“为什么”的孩子。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原名是任又之——“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保定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后走偏了这条道。”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42年起任教北京大学,开始了22年的教书生涯。
“不懂得中国农民,
不可能懂得中国历史”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蒙自县,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3000多里路。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这位年轻学子的心。
他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到:“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因为这个原因,他从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毛泽东面授机宜
成立首个宗教研究所
毛泽东主席对任继愈一直评价很高,甚至用“凤毛麟角”来形容他在史学方面的研究。
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主席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主席再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主席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
毛主席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一个批示,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
不久“文革”开始,任继愈经过几番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一生有“三不”规矩
多年来,任继愈坚守三个规矩:“不过生日、不赴宴请、不出全集”,以免“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甚至连大寿也没例外。年过九旬,他依然坚持凌晨4时多就起床工作。即便视网膜脱落,右眼几近失明时,他还坚持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为此,他的书斋名甚至由“潜斋”更名为“眼科医院”。
他经常教育子女,“怠为万恶之源”。在给女儿任远的信中,任继愈曾说:“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于庸俗。”他说,“不关注人、不关注社会的学问是假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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