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一师被誉为湖湘文化的演练场,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近代晚清以来的重大社会事件中都留下了湖南一师人的踊跃身影。五四运动也不例外,五四运动在湖南如火如荼进行了一年余,直到“驱张”成功。其主要领导者就是湖南一师人毛泽东和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是湖南五四运动的主将,而新民学会骨干会员基本都是湖南一师学生,湖南一师广大师生参与了湖南五四运动,成为这股历史潮流的主流力量。经过五四运动洗礼,湖南一师由新民本主义教育过度到民主教育,开风气之先,引领历史潮流,取得璀璨的成就。
一、湖南一师妙高峰:播五四运动火种
1919年4月30日,一战结束的巴黎和会无视战胜国中国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等要求,决定将战败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让给日本。这一消息传回国内,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5月4日,北京学生5000多人在天安门前发动了大规模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
湖南督军张敬尧实行新闻审查、管制,封锁了消息。直到5月9日,从北京回到长沙、早已预感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毛泽东才得到五四运动爆发,北大校长蔡元培独身抵罪等消息。当时毛泽东由于母亲重病催归和护送首批湖南青年从上海赴法,已经离开北京,回到长沙,在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毛泽东召集新民学会成员何叔衡、周世钊等商议,准备积极响应北京的五四运动,在湖南一师等学校开展活动。
湖南一师、商专等校的学生,连日在街头散发“请先救山东人之性命!”,“请看我国之危险!”等动人心魄的传单。那时,毛泽东虽已离开一师,但他和母校的联系仍然是十分密切的。就在5月9日那天,他写了一张措词激烈、鼓动人心的传单,与一师新民学会会员商量后,即以一师学生会名义发出,宣传“毋忘国耻,誓死反抗”。
5月23日,北京学联代表邓中夏等人受命来到长沙,找到毛泽东等人。邓中夏也是湖南人,曾与蔡和森在湖南省高师同学,后来考入北大中文系,毛泽东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在北京期间在北大时和蔡和森与他交往甚密。当晚,毛泽东和邓中夏到了第一师范,与一师新民学会会员蒋竹如、陈书农、张国基等人在学校后山妙高峰操坪里互相见面,一一作了介绍。邓中夏说明了来意。双方共同商讨了湖南如何进一步加强组织,尽快成立学联,实行罢课,响应北京学生运动。并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推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何叔衡房间开会。第二天,湖南一师新民学会会员分别进行活动。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旅居在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做准备的湖南一师学生蔡和森,在五四运动中,积极组织湖南青年投入到这一运动,其中有湖南一师学生贺果、陈绍休等。
二、成立学联:罢课声援北京
5月25日上午,各校推举的代表陆续来到了楚怡小学。当时,湖南一师毕业的何叔衡在该校任教,在学校甚有威望。其中有一师的蒋竹如、陈书农、白瑜。毛泽东介绍了双方的代表见面后,就请北京学联代表报告五四运动发生经过。邓中夏汇报了北京学生和市民群众游行示威的经过和继续罢课的目的,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要求惩办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拒绝巴黎和会通过的对德和约。邓中夏报告完毕,毛泽东便提出罢课的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结果一致主张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共同行动。并形成决议:一、尽快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作为发动罢课和统一各校学生行动的领导机构;二、迅速传达北京学联代表的报告和会议的决议;三、全省学联正式成立后,立即实行罢课。会上还讨论酝酿了学联的章程。两天以后,各校学生代表都正式推举出来了,章程也草拟好并油印出来了。湖南一师推举陈书农、白瑜作为学联总代表。
5月28日上午,各校代表齐集省教育会,举行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首先逐条讨论通过了章程,确定“本会以爱护国家,服务社会,研究学术,促进文明为宗旨”。选举夏正猷为会长(6月5日组织罢课不力被彭璜取代)、彭璜为副会长、易礼容为评议部长、陈书农为干事部长(6月5日改选为执行部长)。当天,学联还通过了长沙和全省学生总拜课的决议。
学联成立后,立即着手发动各校实行罢课。第一师范是当时长沙各校响应学联号召组织罢课斗争最得力、最坚决的学校。湖南一师学友会的骨干和新民学会会员在同学中日夜进行活动,用串联的方式,发动同学起来罢课。由于一师学生对国家前途和自己切身利益有深切忧虑,对反动派非常憎恨,所以当大家听到罢课抗议的号召后,无不一致响应。爱国主义激情高涨起来了。不但一师的同学走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而且进步的教师也大声疾呼,宣传反帝救国和争取解放,如有的宣扬男女平等、劳工神圣的进步思想,有的极力主张自由平等,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有的甚至私藏炸弹,准备去炸死骑在人民头上的作威作福的张敬尧。
6月3日,以第一师范、长沙师范、湘雅医学校为首的长沙二十多所学校的学生罢课,随后长沙73所学校举行了罢课,接着湖南全省学生也罢了课。实行总罢课后,张敬尧对学生进一步进行迫害。8日,以“过激党”捣乱的罪名,恫吓学生,声言“社会党人利用时机,到处煽惑,淆乱人心,业经当局查党,正严令侦察总局一体拿办”,并扣留学联对外各种通电。10日,又通函各校,迫令学生上课。11日,又发表了一篇所谓“告学生训令”,杀气腾腾地说:“倘有听信浮言,固执已见,荒废学业,游行市街,现值匪气未尽,本兼省长为维持治安,预防祸患起见,定当遵照命令严加制止,勿谓言之不预也。”在“训令”和“忠告”不凑效的情况下,张敬尧通令各校提前放暑假,实行“净校”,把学生遣散会家。这一措施更激怒了长沙学生。
学联领导的罢课斗争,得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省教育会为学生罢课,于6月7日发了一个快邮代电,告全国各省教育会。代电说:“国是日非,人心愈愤,祸至无日,恐不独危及教育前途。查学生此次举动实激于爱国热忱,倘政府不谅其苦衷,学校将全体动摇。”并建议由江苏教育会发起,召集全国教育联合会,推出代表赴京请愿,以“推救罢课真因,俯顺舆情,根本解决。”同时发布了《呈省长文》,告诫张敬尧:“祈通饬军警,对各校外出讲演之学生,随时加以保护,以防意外。”湖南教育界、工商界以及社会团体等还捐款支持学联的爱国行动。
6月12日学生并没有复课,继续参加了湖南各公法团体成立的国货维持会的活动,以抵制日货为中心工作。400余学生捣毁了屡叫不改的破坏抵制日货的活动的坡子街华太长号,引起长沙轰动。7月7日,举行了焚烧日货的示威活动。7月9日,学生联合会联合工商各界开会,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到会的工商代表有三十多个主要行业。会上组织了包括20个代表的各界联合会代表团,并发行以鼓吹新思想为宗旨的会刊。各界联合会的基层组织是救国十人团。各界爱国群众都纷纷参加。如徐特立等领导下的教育会所属各校教职员,共成立了二百五十余团。第一师范学生组织了救国团达数十团之多,他们分布到市区各商店调查国货,并将调查情况告诉市民,使市民认为国货与日货的区别,从而推动抵制日货运动的开展。这样,使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扩展为包括各阶层人民的爱国运动。法政专科学生符契在码头指挥乘客坐中国船不做日本船,遭日本水手毒打。学联把此事控告到长沙县法院,法院判处日本水手3月徒刑,大涨中国人志气,这是五四运动中判处外国人罪行的唯一一例,或许是近代中国司法主权独立丧失后的第一例。
三、创办《湘江评论》:唤起民众大联合
在热情澎湃有群众反帝爱国运动中,学生联合会非常重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毛泽东的提议学联要创办了自己刊物,学联主席彭璜、何叔衡和陈昌等一致赞同。何叔衡拟名为《湖南周刊》,毛泽东认为刊物应该以评论为主,遂琢磨拟用《湖南评论》、《长沙评论》、《湘江评论》。其他人问毛泽东怎么名字越来越小,毛泽东认为湘江能代表湖南,湘江能到洞庭达海洋,波及世界。《湘江评论》周刊于1919年7月14日创刊,由毛泽东主编的,在湖南以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湘江评论》的许多文章是由新民学会的骨干毛泽东、陈书农、肖三(当时在一师附小任教)等所写,毛泽东写得最多,第一期除了《创刊宣言》毛泽东还写了长短文章20多篇。既当主编又当主要撰稿人,他向彭璜等自嘲为毛泽东专号并要求大家积极写稿,每人每期要写一篇。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呼唤民众冲决一切罗网、解放思想: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家不要怕。《创刊宣言》雷响了人民解除封建思想束缚的战鼓,打开了洞庭湖的闸门。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是当时最重要的一篇长文章,分三次发表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上,提出以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实行社会政治改革,对抗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的主张,提出由分业“小联合”达到各界“大联合”的步骤和方法,并指出“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使得民众逐步觉悟到“天下者是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是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是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敢,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这是毛泽东早期的一篇代表新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的重要文章,对当时湖南的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许多爱国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随后开展的 “驱张”运动就是民众的大联合的实践。
《湘江评论》由于触怒了封建军阀和士大夫守旧人物,因此,受到诬蔑和攻击,被说成是“怪人怪论”,“无稽之谈”,“大逆不道”。《湘江评论》到8月中旬,只出了4期,第5期刚出版,还未来得及发行,张敬尧便派出军警,在解散学联的同时,查封了《湘江评论》,并警告印刷公司,以后绝对不准再为承印。《湘江评论》查封后,毛泽东接手主编《新湖南》,把它办成了《湘江评论》的化身,但坚持到第10期,也被封闭了。1919年10月,张敬尧将所有不利于他的期刊统统查封了。从此,毛泽东只好利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发表了一些文章和随感录短文,对张敬尧的黑暗统治以及不合理的封建制度,予以侧面的揭露或正面进攻。但是,青年学生并未为张敬尧的淫威所吓倒,仍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并导致了湖南人民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与此同时,秘密开始了“驱张”活动。他以新民学会会员为基础,联络教育界、新闻界人士,策划“驱张”办法,同时派人到上海作反张宣传,联络省内外的“驱张”力量。
1919年11月16日,湖南学联重新恢复组织,选举法专代表徐庆誉为会长,一师代表张国基为副会长,评议、干事两部的部长仍由长郡代表彭光球和一师代表蒋竹如担任,并发表了重组宣言。宣言指责张敬尧“如昏如醉,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躏民权”,对张敬尧的黑暗统治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学联恢复后,仍继续进行了抵制日货的工作。为了提高群众的爱国热情,学联不顾张敬尧的威胁迫害,于12月2日联合长沙各界的教育会坪再次举行焚毁日货示威大会。这天,湖南一师、商专等好几批学生检查队拖出一批又一批日货,到教育会坪集中焚毁,许多商店店员和工厂工人也参加了。正当学联负责人和各校学生代表在台上讲演焚毁日货的意义时,张敬尧的参谋长张敬汤带领一营士兵,一连大刀队,冲击坪中,指挥他的士兵将学生紧紧围住。张敬汤大骂学生是“土匪”,并指使士兵用枪托毒打学生。这次日货没有烧成,学生却遭毒打,激起了各界人士的无比愤怒。于是,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从此爆发起来了。
四、“驱张”运动:湖南五四运动的发展和成果
12月3日,新民学会会员、学联负责人和毛泽东、周世钊、蒋竹如等,聚集在白沙井枫树坪湖南一师的国文教员易培基(毛泽东1917年组织学生志愿军成功保护学校,深得同为湖南一师教员的易培基和易白沙兄弟赏识和器重)家开会,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外力量开展“驱张”运动。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向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北京五四运动在六月下旬取得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成果,湖南“驱张”具备了条件:青年学生的愤怒,全省人民的愤怒,全国舆论的抨击,直皖两系军阀内杠的斗争,都使张敬尧完全陷于孤立,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特别是这次张敬尧镇压爱国运动,取缔报刊、停发教育经费、侮辱学生,更是引火自焚的举动。必须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把张敬尧赶走。同时,针对当时部分教师和学生对罢课、“驱张”抱着怀疑观望态度的情况,确定通过教师中的进步组织健学会,认真做好这些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工作。会后,毛泽东找到健学会的骨干陈润霖、张孝敏、易培基、赵鸿钧等有威望的校长、教师商量,由健学会召集会员开会,统一对罢课“驱张”的认识。同时,毛泽东还找学联负责人和各校学生代表开会统一认识和行动,大家决定组织“驱张”学生请愿代表团赴北京请愿,要求撤惩张敬尧;各校在12月6日一律罢课,同学自动回家,不许走漏消息;长期罢课,张敬尧不离湖南,学生不回校;各校代表向学校当局交涉退还伙食费,作为学生回家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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