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毛泽东活动之最（65则）》一稿的说明:

    2009年4月4日，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清明节”祭祖扫墓乃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造者，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我作为一名共和国的公民和一个老党员，内心深处非常怀念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为此，在清明节到来之际匆忙编写了《毛泽东活动之最（65则）》一稿，算作是个人对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一种最好的祭奠方式罢。

    3月下旬——4月4日完稿；4日晚上至5日凌晨两点校对完毕。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相关链接：特稿：毛泽东活动之最（65则）一

    20、最盛大的庆典（1949年10月1日） 
    1949年10月1日，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在隆隆的礼炮声中，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聚集天安门广场的三十万军民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和庆祝游行。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21、最大的一次军事支援（1950年） 
    抗美援朝战争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卷入朝鲜战争，为援助朝鲜、保卫中国安全而进行的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出兵干涉。同一天，联合国安理会反对美国出兵提案，要求各会员国在军事上给朝鲜以“必要的援助”。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又反对了美国关于设立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在朝鲜半岛的各国部队的提案。美国不顾安理会反对，强行要挟欧盟国家出兵，共有19个国家参战（朝鲜，中国，韩国，美国，欧盟，东南亚等一些国家）。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港登陆。10月1日越过“三八线”，19日强占平壤。10月8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首批援朝部队赴朝参战。战争持续了2个月的时间。
    22、最先提出“死缓”一词（1951年5月）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大陆展开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在捕人杀人问题上，毛泽东特别对杀人持慎重态度，他考虑到：要提出杀人要控制数字、掌握界限的问题。他于1951年4月30日在一则批语中明确写道：“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　　
    毛泽东还考虑到，光是提出杀人不能太多，要控制杀人数字，还是不够，必须提出具体的政策界限。在这些具体政策界限中，毛泽东准确地抓到了一个关键点是：怎样从有可杀之罪的人中分离出一部分不杀之人的问题。为此，他在前述同一批示中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死缓”刑名的设想。他写道：“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而后要怎样办都可以。” 
    毛泽东自己也感到，提出这一设想，事关重大，不能马上做出决定，因此他提出：这个问题可以在5月10日召开的公安会议上讨论，并做出决定。他还向下边提出：对这个设想，“你们有何意见，可告你们那里来京开会的公安人员带来，或打电报来”。　　
    在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把他关于设立“死缓”刑名的设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了出来。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这一设想。这样，在中央内部，就很快形成了设立“死缓”的刑名的统一意见，并于1951年5月上旬做出决定。　　
    1951年5月8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按照当时的情况，这个决定又具体规定了判处“死缓”的比例。这个比例，在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只把十分之二列为可判死刑者，而把十分之八九列为可判“死缓”的比例。　　
    中央这个决定下达不久，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死缓”刑名，并形成《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是经过毛泽东逐字逐句修改并批准发出的。　　  
    这样，毛泽东关于设立“死缓”刑名问题，实际上就确定下来了。后来，这一刑名一直被中国法律所沿用。
    23、最不情愿的事情（1952年春） 
    在毛泽东的遗物中有6个口罩，是专为毛泽东外出时避人耳目而做的。
    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有关部门规定他在大庭广众之中必戴上口罩，以避免麻烦。
    1952年春，毛泽东去武汉，游龟山、蛇山，参观黄鹤楼，安全部门一再坚持，必须戴上口罩，避免被人认出，形成拥挤局面，对主席安全不利。毛泽东虽极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妥协。那时群众见到毛泽东的机会越来越少，但见到毛泽东肖像的却越来越多。毛泽东尽管戴着大口罩，把脸捂得严严实实，但在黄鹤楼时还是被一个小孩认出来了：
    “毛主席！”
    孩子的一声惊喜的叫喊，似乎传遍了整个黄鹤楼，正值春节，游人特多。刹时，人们像潮水般拥来，人挤人，都想拥到前面，看个清楚，看个真切。毛泽东的卫士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和李先念、杨尚昆、王任重等领导同志马上里外形成两层保护圈，环绕着毛泽东，随着人流，拥来拥去，好不容易挤到江边，保护毛泽东登上了船。
    毛泽东摘下口罩，回头向大家招手，岸上掌声雷动，欢呼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陪同和警卫早已是大汗淋漓，惊魂未定，而毛泽东却开心地说：“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看到这种热闹、融洽的场面，毛泽东是很高兴的，第二天，他跟大智街长谈话说：“我非常羡慕你的工作，每天能跟群众打交道最有意思。”他更喜欢自由自在、普普通通的百姓生活。
    他面对的是一个“集体”，他同这个“集体”有过较量。在北戴河，他坚持“出去走走”，还发过脾气。有关部门怕他气出病，同意他出去走走，但必须戴口罩，戴墨镜。毛泽东在田地里想和农民聊天，但戴着口罩、墨镜，身后还跟着一群人，谁敢和他聊天呀？毛泽东愤怒地摘下口罩，墨镜甩到一边，农民们看出了这“不速之客”是毛主席，远近农民立刻蜂拥过来。为了安全，卫士和警卫不由分说，很快将毛泽东簇拥着离开了。毛泽东发脾气也没用，个人必须服从组织。
    为了保密，为了安全，让毛泽东戴口罩，使他脱离人民群众，他是很反感的。
    24、最早提出的“双百方针”（1951年—1956年） 
    最先提出“百花齐放”，是在1951年。毛泽东应梅兰芳之请，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
    “百家争鸣”最初的提出，则是在1953年。当时，对中国奴隶社会何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分期问题，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有不同的意见和热烈的争论。当时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陈向历史研究委员会传达了，第二年创办《历史研究》杂志，也以此作为办刊的方针。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这次会议以宣布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和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而载入史册。在这次会上，陆定一作了一个重要发言。他说：在政治问题上，我们不要做“瞎子”，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这段话，虽然还没有用“百家争鸣”这四个字来概括这样的政策思想，但“百家争鸣”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给包括陆定一在内的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讨论这个报告的过程中，4月27日陆定一发言，他从对苏联专家批判中国一胡姓植物学家问题的处理，说到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宣布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从苏联过去反对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后来又不反了，说到中国科学院一位同志的法宝是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不知道这样一来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从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干涉最多，说到中国关于写新人物和旧人物、写新社会和旧社会的争论，说到昆曲旧戏《十五贯》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陆定一发言过程中，毛泽东不断插话，气氛十分活跃。“百家争鸣”四字，不仅呼之欲出，事实上已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诸多方面初步展开了。
    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讨论总结，讲了“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那样一番话。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讨论发言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又讲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番话。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
    6月13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陆定一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
    1956年党的八大确认了“双百方针”，写进了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从而使这个方针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最高领导机关的决策。
    25、最后一次出国（1957年11月） 
    毛泽东这一辈子只出国两次，而且都是去苏联，所以毛泽东第二次出国也就是最后一次出国。那是1957年11月2日至21日，参加了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庆祝活动。就是在这次访苏期间，毛泽东对中国留苏学生发表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著名讲话。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披露了大跃进的雄心，表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而且自曝他“也有个五年计划，再工作五年；如果能再活15年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此话一出，台下学生们赶紧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笑着说：“如果能够超额完成任务，当然更好。可是还要估计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结果毛泽东19年之后去世，“超额”了4年走完生命旅途。
    26、最后一次庐山相会 （1959年7月9日） 
    1959年7月，毛泽东到庐山后情绪很好，对前来迎接的杨尚奎、水静夫妇讲：“庐山，山好，水好，空气好，还有老表好。”7月5日晚上，毛泽东突然问与他一同上山的贴身卫士封耀松：“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封耀松回答：“七号、九号……”封耀松记得主席当时并没有再说什么，但感觉到他在安排一件事情，这让他自己也困惑了好久。
    7月9日晚9时，贺子珍乘坐的轿车准时开进庐山一处巨大的别墅庭院。封耀松与水静一同把贺子珍搀扶到值班室坐下。毛泽东得信儿后看看表，站起身似乎要出门迎接。不过他还是坐了下来。随后，毛泽东与贺子珍两人相会于庐山美庐二层的客厅中。他们于战争年代分手时，还住在延安凤凰山麓的吴家窑洞。
    毛泽东见贺子珍走来就站起身，微笑着打招呼请她坐下。毛泽东还拿了两个杯子，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她面前，一杯放在自己面前。两人就隔着一张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了下来。
    贺子珍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刻，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这时，毛泽东开口了。他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百感交集的贺子珍哭得更厉害了……待她情绪略微稳定后，毛泽东问道：“生活怎么样?身体好了没有?”贺子珍仔细看了看毛泽东，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不如以前了。”他说：“忙呀，比以前更忙了。”随后又详细问起在苏联的情况，她一一说了。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她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他们讲话声音很大，谈得很热烈。   
    接下来，毛泽东向她介绍了他这些年的情况，还有当年年初辞去国家主席的事，说自己实在太忙了。她点着头，认真听着。在谈话中，惟一提到的外人可能就是王明。她仍然不忘提醒他：“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他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他们自然还谈到了李敏的婚事。他告诉她，等这次开完会回去，就为女儿举行婚礼。这是整个相会最轻松的时刻。
    最后，毛泽东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分别时两人没有握手，只是向对方点了点头，一切尽在不言之中。这次来之不易的相会，前后大概一个多小时。当时已将近半夜了。临别时毛泽东对水静说：“贺子珍的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要注意贺子珍的情绪。明天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   
    封耀松上楼准备安排毛泽东休息，却发现主席在屋里来回踱着步。毛泽东说：“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说罢让封耀松下楼去拿香烟，他是离不开烟的。   
    封耀松拿烟上来时，毛泽东继续说道：“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毛泽东让封耀松打电话给水静，让她不要把安眠药给贺子珍吃。贺子珍拿走的安眠药有三种，按顺序吃的，错服是会出事情的。封耀松马上下楼去办，这时已近一点。翌日晨，水静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要回来了。毛泽东接到封耀松报告后连连讲：“好，好。”他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