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9/01/05）：陈干群同志是一位江西藉的军队老干部，离休18年来，他一直为革命老区扶贫助学工程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不停奔波。他不仅拿出自己的积蓄和工资，而且动员社会和鼓励子女出钱出力，先后在开国元勋、革命先烈的故乡援建起了15所希望学校和2所乡镇中学；他还不停编书撰文和组织老干部、专家教授深入大专院校、中小学校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革命传统的宣讲与赠书活动……这篇朴实的征文读来感人至深，陈干群同志倾心竭力、无私奉献，堪称时代楷模。

战 士 的 责 任

   
    我的家乡在赣南老区，她是一块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神圣红土地，也是一块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贫困地方。我爱她，一直眷恋和关注着她。
    保家卫国，是战士的神圣使命。不忘历史，珍惜今天，为家乡和祖国繁荣昌盛而不懈奉献，是战士不可言弃的责任。

    回望故乡

    我清晰记得，1958年10月25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入朝八周年之日，我随志愿军总部撤军的最后一列火车从朝鲜回到祖国。回国之后的迫切愿望，就是亲眼看看赣南故乡。
    不久，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回乡探亲的路途。先坐火车，再转汽车，下车再沿红土小路步行五六里，终于到达赣南信丰县游州村——哺养我十五个春秋的家乡。
    1949年8月，南下大军解放家乡的第五天，我有幸参加革命。转眼九年过去了，但离别时的情景好像就在昨天。童年赤足走熟的红土路和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使我感到格外亲切，脑海里不断浮现母亲在古樟树下做针线活的慈祥面容。
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探亲，想象中的乡情村容，会有不小变化。然而，走近村子，踏进家门，看到乡亲们住的房子还是那么破旧，桌子上点燃的依旧是那盏多少年代未变的一根灯芯的小油灯……那摆脱不了的贫困情景，使我感到阵阵心酸。六七十年代，我有机会多次回赣南探亲，可目睹的依然还有许多食不果腹的乡亲，还有不少上不了学的孩子。乡亲们还过着这样的穷日子、苦日子，深深触动着我的心。
    赣南是著名的革命老苏区，在那如火如荼的年代，这里的人民用乳汁、鲜血和生命支援了党和军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据史料记载，苏区时代赣南参军参战的有57万人，占当时全区人口的四分之一。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10万还多。红军长征时，苏区人民在献出自己的宝贵儿女、粮食和真情的同时，再次敞开胸怀，接纳了近万名红军伤病员。当时负伤未愈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的陈毅，曾挨家挨户做工作：“老表呀，留下一个伤员吧，家里没儿子就当个儿子，没有女婿的就招为女婿，实在不行，就当个长工使。”面对红军这种极为无奈的请求，乡亲们冒着巨大风险把伤员接收下来。红军长征走后，苏区人民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的“房屋要过火，茅草要过刀”的残酷报复。
 

1953年2月，陈干群在朝鲜战场。

    赣南和全国其他老区一样，长期以来红与穷相伴，迟迟摆脱不了贫困的束缚。这除了战争创伤的历史原因之外，还有地域相对封闭，经济基础先天薄弱，较长时间里“左”的农村政策影响等多方面的因素。
    我还知道，新中国建立之后，回赣南的老红军战士络绎不绝，其中有些人还不止一次。他们以老战士的感恩之情和崇高责任，对医治赣南的战争创伤和促进经济发展提供过不少的帮助。赣南人至今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视赣南人民为“重生父母”的陈毅元帅，因党务国务在身，无法亲临赣南，便派妻子张茜前往自己当年战斗过的信丰、油山、大余以及梅岭一带，遍访当地乡亲，调查农户的口粮，回京后向中央作了报告。事过两年后，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期间，陈毅又把来自赣南的代表请到家中，再次问到农民的口粮问题。当听到信丰县委书记汇报说农民口粮一般在300多斤，好的可达四五百斤时，陈毅即刨根寻底地问：“是稻谷，还是大米？”当客人回答说是稻谷时，他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我以为是大米呢！俗话说七饥八饱，那是指一个人700斤稻谷要挨饿，800斤才能吃饱，再说老表们还要养些猪和鸡鸭，这点口粮哪能够填饱肚子呢！”其心系赣南，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情系老区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我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随后，为了使广大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国务院启动了扶贫攻坚计划，赣南被列为重点扶持地区，国家地矿部组建的扶贫团也带着中央对老区人民的关怀进驻赣南，开展对口扶贫。从此赣南地区的经济开始有了长足发展。1989年秋，国家投巨资修建贯穿南北五省（沿线几乎全是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的大京九铁路开通，又给赣南地区的经济全面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身在首都北京工作岗位上的我，为家乡发生的可喜变化感到欢欣鼓舞，看到了希望，增加了信心。
    1991年3月，我从总参炮兵部调研员的岗位离休。离休，是我一生中的一大转变，根据当时个人的条件（年纪不算太老，虽有多种慢性疾病，但头脑还较敏锐，尚有较强的钻研与实干精神）和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可有多种选择，而我毅然选择了从事老区扶贫的公益事业。因为，一方面，我对老区有深厚的感情，多年前我就开始进入角色、了解收集老区情况；另一方面，我更认为这是一名战士义不容辞的责任，这里有我充分发挥余热的天地。
 

1997年，陈干群出席文献电视片座谈会与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右二）、张震（左二）上将及陈昊苏（左一）合影。

 
    就在我离休后不久的一天，一批来京的赣南地方干部，要我带路陪他们进中南海看望陈丕显老前辈。陈老前辈是闽西人，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当年红军长征后，曾跟随陈毅在赣粤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见到陈老，他即关心地问我：“你现在在干什么？”“刚刚办完离休手续，准备参加老区扶贫工作，尽点义务。”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好！好！现在老区需要办的事太多了，前不久就有个为老区服务的社团组织要我兼任个顾问，正好你就到那里去干点实事吧。”就这样我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遵照陈丕显老前辈的嘱咐并经高存信老将军推荐，我很快加入了由伍修权、陆定一、裴丽生等老前辈发起和组织领导的，以老将军、老干部、老专家为主体的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担任常务理事兼联络部主任。

    余热增辉
 
    我从事老区工作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国家各有关领导部门尚无全国老区的准确完整资料。于是，策划编撰一部全面、系统、权威地介绍革命老区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的专著的想法在我脑海中产生了。这是一项涉及全国的社会工程，作为一个社团组织来完成，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这一想法，得到了许多革命前辈的首肯和支持。特别是，名誉会长陆定一听了我的策划汇报后指示：“一定要克服困难，把这部专著写出来！”并当即题词鼓励：“勇往直前干群同志”。德高望重的裴丽生会长也表态：“我完全支持这项重要社会工程，担任老区专著编委会主任之职，我不谦让。”热心老区事业并对老区历史颇有造诣和富有编撰经验的胥光义、冯征、姚峻老将军，欣然担任了编委会副主任，冯征还兼任执行主编和编辑部主任。在有关领导部门和老前辈们的指导下，在众多专家学者的参与下，我作为本专著负责策划的执行副主编和编辑部常务副主任，除参与编撰外，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浩繁的组织、联络、搜集资料、向社会筹资等方面的具体工作。这部大型专著，涉及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389个有老区的县市，由我联络了全国200多位党史、政研、老区办、地方志的有关专家和老干部共同参与工作，历时6个春秋，终于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这部内容全面、史料翔实、文图并茂、装帧精美，由江泽民总书记题写书名，陈云、刘华清、薄一波、宋任穷、张震、陆定一、伍修权、萧克、张爱萍、李德生、习仲勋、杨成武等26位革命前辈题词，共200万字、300余幅地图与照片的《中国革命老区》专著正式出版了。这是一部全面系统的老区历史与发展长卷，经中央办公厅特批，首先送给了十五大代表，向全国发行之后，受到了各方的重视和称赞。
 

1996年春，陈干群与《中国革命老区》专著编委会领导（右二起）裴丽生、胥光义、冯征、姚峻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助学救灾，是我为老区尽心尽力的一项工作重点。我以对老区人民和对革命先辈先烈的深厚感情和敬仰之心，奔走全国各地，竭诚宣传联络，精心策划和向社会筹资，分别在湖南、江西、湖北、河南、河北、山西等省，为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陈毅、徐向前、胡耀邦等开国元勋与老一辈革命家和方志敏、黄道、贺英等革命烈士的家乡和他们长期战斗的老区，援助修建了15所希望小学和2所乡镇中学。学校建好之后，我被聘为其中几所希望学校的名誉校长。更多地培育建设老区的合格人才是我的真诚愿望。十多年来，我一直与这些学校保持联系，常给学校捐赠图书、教具等，尤其关心把这些学校办成教学条件完善且具德育治校特色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