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在成都有这么一些人，在他们模糊的记忆中，祖辈、父辈在抗日战争弹火纷飞的战场上，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换来了中华民族的胜利。但在盛世的今天，他们却寻不到哀思的寄托。昨日（3月31日），成都市档案馆向本报独家披露了一批未能送达的抗日战争时期成都将士阵亡通知书，并委托本报寻找英雄的亲人。

    ▲档案馆披露

    37封未送达的阵亡通知书

    走进市档案馆恒温恒湿的保管室，年月久远的纸张所特有的味道扑面而来。市档案馆政策法规处调研员姬勇从档案架上取下一盒牛皮纸质的档案盒，告诉记者：“盒子里装着37名川军将士的阵亡通知书。”

 
    档案盒里薄薄的宣纸已被岁月染黄，上面记录着阵亡将士的基本信息：姓名、所属部队、职务、家族名号、死亡事由及时间、埋葬地点、相貌或特征、住址。“由于地址不详，或亲属搬迁，再加上当时战乱等复杂情况，这37份阵亡通知书均未送达至将士家属手中，那意味着英雄的家人们直到今天仍然对至亲的下落不得而知！”姬勇的介绍中透着深深的遗憾。

    最年轻阵亡将士年仅十八

    从年龄一栏，记者发现，37名川军将士均牺牲在壮年，从十八岁到四十岁不等。最年轻的吴少成来自陆军四十七军一七八师五三三团一营二连，是一名二等列兵，1940年4月24日阵亡于山西陵川附城镇五虎山，年仅十八岁，家住原成都马道街八号。同为1940年阵亡的黄元吉当时四十岁，埋葬地点为湖北省应山县报本祠附近，其妻周氏居住在原成都县东辕门街一五一号。

    这37名川军阵亡将士来自不同的队伍，军衔最高的是上尉连长曾少武。阵亡通知书显示，时年二十九岁的曾少武并无妻女，在1940年6月23日围攻南昌战役中阵亡，其父曾洪兴居住于原成都东门外锦官驿新编门牌九十号。

    阵亡通知细节还原历史

    一页一页地翻阅这37张阵亡通知书，毛笔书就的小楷繁体字虽极为清秀，但传达的每条信息都力透纸背，令人肃然起敬：弹中头部、弹穿胸部、失血过多心力衰竭、受暑成痢医药无效……致死原因一栏的客观记录，使抗战时的惨烈、川军将士们的英勇无畏复活在字里行间；黑圆脸矮小身材、面黑、面方色黄、面长色黑……通过相貌或特征一栏的简要描述，将士们的亲人如接到这纸迟来的阵亡通知书，眼前定会浮现出已久藏心底的音容笑貌；因战况紧张未经掩埋、埋葬于湖北省随县十里铺附近、埋葬于阵地后方……埋葬地点一栏很多并不精确，让人不禁悲从中来。

    物是人非，阵亡通知书上登记的不少“遗族领恤人”住址仍可在今天的成都城内寻到，如一等兵赖华云的父亲赖鼎力住在原成都东门外水井街4号，目前那里正在打造一条特色街区；上等兵文明忠的父亲文运开当时居住在原成都县少城窄巷子第十五号，现在的宽窄巷子正以别样风情吸引着天下来客。而有些住址则太过宽泛，如二等兵杨占云的父亲杨书再的住址仅有短短6个字：四川成都城内；上等兵易顺卿的父亲易大通居住于“成都东门外”。

    ▲背后的故事

    半个多世纪的等待

    “这37封未送达的阵亡通知书终于要全部披露了！”在静谧的市档案馆里，姬勇向记者讲述了这些阵亡通知书背后的故事——

    1949年成都和平解放后，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了原国民党政府、警察局及相关机构的档案。上世纪60年代初，成都成立档案馆后，这批档案又原封不动地被放到了档案馆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档案馆里所保存的档案是不面向公众开放的。”姬勇告诉记者，即使在抗战后收到过阵亡通知书的普通群众，在“文革”期间由于担心受到不必要的牵连，一些人都把亲人的阵亡通知书毁掉了。“更别提有人会到档案馆来主动寻找了。”姬勇说，所以这批珍贵的档案在市档案馆里沉睡了半个多世纪。

    这37封未送达的阵亡通知书第一次“重见天日”是在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市档案馆在馆内举办了一场展览。“在挑选展览素材的过程中，关于到底要不要展出阵亡通知书，当时还引起过一番争论。”经过谨慎地考虑，市档案馆最终选取了其中两封在展览现场展出。正在成都考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参观展览后告诉市档案馆，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中国看到抗战阵亡通知书的公开展出。

    2005年，市档案馆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展览中，这37封阵亡通知书中的另两封再次现身。“这次展览沿用的还是十年前的策划思路，但不同的是，选择阵亡通知书参加展览的决定自然而然就作出了，再没有经过任何争论。”姬勇告诉记者。

    虽然经历了两次公开展览，但有限的参观人数、每次仅两封的展出数量，使阵亡通知书没有吸引到其主人的关注，仍然在市档案馆的卷宗里静默着，直到今天……

    962111寻英雄亲人

    本报10路记者出击

    时过境迁，公元2009年已是抗战胜利64周年。“这批未送达的阵亡通知书在市档案馆沉睡了半个多世纪，其实大家心里清楚，即使现在公布了也未必就能找到英雄的亲人。”姬勇说，但值此清明节，我们应将这37名阵亡将士迎回故土，在心里为他们树一座碑、焚一炷香，永远记住他们曾为我们的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埋下忠骨和赤血。今日，本报将派出10路记者，寻找英雄的亲人。与此同时，本报开通962111热线，您若是当年的见证者或是知情人，可致电本报，帮助我们找到英雄的家人。清明前夕，37名川军阵亡将士，让我们送您回家！

    ▲学者解读

    这些士兵都死于最激烈的战场

    随着这批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川军阵亡通知书首度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也引起了一些研究抗战史的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昨日下午，本土著名历史文化研究者、《川人大抗战》作者郑光路在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对研究川军出川抗战这段历史来说，这是第一手最有说服力的原始材料，也是还原这段历史的绝佳物证。”

    一页页地翻开这组川军阵亡通知书，再结合多年悉心研究考证的诸多史实，郑光路对这批士兵战死时的战争形势、具体情况有了一个大体的判断。

    “从死亡时间上来看，这些士兵多在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到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之间阵亡，这正是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敌我双方争夺最为惨烈的阶段。”

    从牺牲地点来看，这批士兵都死于河南、山西、湖北等抗战全面爆发阶段战况最为激烈的几个正面战场，这也都是川军出川作战的主战场。“比如这名名叫蔡光廷的上等列兵，队号为陆军四十七军一零四师三一二旅，我推断其应该为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川军最高级将领李家钰麾下的一名战士。”郑光路说，其死亡时间在1938年2月20日，死亡地点在山西长治。而根据史料所载，这段时间正是四十七军在长治以“破枪、砖石、拳脚”与日本侵略者殊死相拼的重要历史节点，长治一战敌我伤亡均在千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