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危如累卵的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建国以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此后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全局性的、根本性的伟大转折，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在曾经催生重大历史转折的革命圣地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就是否按照历史本来面目重新布展问题掀起了一场解放思想的争议行动。那么,遵义会议纪念馆是如何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
    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思想解放发端
    遵义会议会址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地，是人们普遍公认的毛主席“红太阳”开始升起的地方。四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特别是在运动初、中期，人们对领袖的狂热个人崇拜，只突出领袖个人，而忽略领导集体中的其他成员，使遵义会议会址成为歌颂领袖个人的场所。为迎接每天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前来瞻仰“朝圣”，会址主楼楼顶上用霓虹灯制作的大标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日夜闪烁发光；正中是一根高高的铁旗杆，红旗常年随风飘扬；旁边还有十几根稍短的旗杆，节日里五颜六色的旗帜也在飘扬。会址内挂着毛泽东的大幅画像，进入大门是一副木制大标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门上、柱子上也挂满横的、竖的各种赞扬毛泽东的标语牌。
    1976年下半年，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然而，这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执行。”这样，遵义会议会址内外的气氛虽有所降温，但上述的那些标语、红旗依旧。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给遵义会议纪念馆业务人员以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他们在按照历史本来面目进行了大量史实考证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冲破党史研究“禁区”，真实反映遵义会议历史的“吃螃蟹”行动。时任遵义会议纪念馆资料组组长，后长期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主持工作的副馆长、研究员，全国知名的遵义会议史实研究专家费侃如，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争议：是因循守旧坚持“极左”路线，还是解放思想冲破党史“禁区”　　
    1979年年底，为迎接纪念遵义会议召开45周年，时任遵义会议纪念馆资料组组长的费侃如等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指导方针，以及中央《关于少宣传个人》指示精神，并根据已经掌握的确切史实，本着为严格遵守革命旧址“保持原状”的原则，提出了修改“文革”期间沿袭下来的陈列布展的建议和意见：第一，拆除“文革”中附加在会址内外的大小标语、霓虹灯，恢复遵义会议会址的历史原貌。第二，在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住处内，复原张闻天、王稼祥的住室。第三，同时还提出在会议室挂出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照片，并设一说明牌，写上与会全体人员名单及职务。
    这些建议和意见，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可是在30年前的国内政治环境中，是要冒相当大风险的。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召开了近一年，但人们头脑中长期形成的“左”的观念，还有很大“惯性”。那些纸画的、木制的、铁铸的政治宣传物体，在许多人眼中早已超凡脱俗，成了精神上政治上偶像的化身，神圣不可侵犯。要把这些物体取下来去伪存真，实非易事。
    果然，费侃如等人的方案一交出，即遭到有关领导的厉声斥责：现在社会上正流行着“砍旗”（指当时社会上要求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是非的呼声，其中也有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潮流），我们遵义会议纪念馆坚决不能附和做“砍旗”的事！根据中央精神和已占有的资料，他们向有关领导陈述：以上方案与“砍旗”完全不是一回事，只是想在纪念遵义会议45周年时，遵义会议会址能够有一点实事求是的新面貌展现给观众。他们还在馆党支部召开的会议上，进行了据理力争。但有关领导仍然坚决不同意，他们也只好“偃旗息鼓”了。而且，当时的费侃如等还为这一“莽撞”行为，承担了极大的政治风险和工作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