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跟随着滚滚向前的车轮,育英学校随同党中央进了北京,校址就选在了傅作义的旧兵营,毗邻中央警卫团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新北京万寿路,校名也正是改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由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任校董会主任,名誉校长.1955年,国务院颁布取消供给制的命令,干部子第学校也就随之被取消了,这所学校被改成了北京育英小学.当1972年扩建招收中学生后,就成为了北京育英学校,沿续至今。

    这是我们学校的新教学楼,原来我们上学时那美丽的校园已经荡然无存,看着现代化的新校园,我们总是有几分陌生。

    我们家与这个学校有着特殊的渊源,除全家兄弟姐妹六人都就读于此外,还有我的表姐,大哥的两个孩子也在此上学,加上再下一代的八个孩子,我家的三代十七人都是这里的毕业生,如果一同返校,可以排成长长的一个整齐队列.经我了解,这是全育英学校里最多的一个校友之家了。

    就在这次的校庆活动中,我们班多年未见的同学有了一次难得的团聚.大家给我讲了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当时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时,选址与育英学校仅一街之隔.取消供给制后,入学标准仍然是以干部级别为标准,要求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子弟才能入学,而且学费,住宿费在当时也不一个不菲的数目,所以许多家庭将孩子转到附近去走读了。（包括刘少奇,陈云这样的高级领导。）

    而我们院还有一个问题,农村工作部里,不仅是干部,还有一些工人编制,如司机,炊事员,食堂的厨师等等,他们在此工作,必然要建立家庭,也就会生儿育女,这些孩子就曾经被育英学校以不够条件而拒之门外.那时其它学校都离得很远,小孩子上学有困难,此事被当时的部长,也就是我的父亲听说了,为解决大家的困难,他在百忙之中来到学校,亲自与学校领导协商,希望能破例将我们院子里的全体孩子都收进来,不管是干部和工人的孩子都是革命后代,应该一视同仁,没必要区分得那么清楚.并且专门提出,现在的住宿费比较高,工人家庭肯定承担不起,那样就是允许在此读书,也不可交齐如此高昂的费用,他特地请校方考虑开办一个走读班,将这些附近家庭的孩子们收进来,每天回家吃住,既减轻了各家的负担,也解决了孩子们就近读书的问题.父亲的要求被学校接受了,从此,育英学校里有了走读班,除了我们院的孩子以外,周围的其它单位的孩子也都能够就近入学了。

    对我讲述这件事的就是两个我的同班同学,他们的父亲分别是厨师和司机,他们感慨地说,如果不是你父亲去交涉,我们都是没有资格在这个学校上学的,要跑到几里以外教学条件很差的学校去读书,那我们今天就不是育英的校友了。

    这是四十三年前我们毕业时的合影,那时每个人的小模样现在看着真想笑,这里面那三个四季青公社的同学至今未能联系上,真想见到他们！

    时光飞逝,当年的小孩子如今都已年过半百,皱纹满布,鬓发染霜,然而对童年的记忆将我们有带回了十几岁的花季岁月.这些人中就有司机,厨师的子女,我们从无高低贵贱之分。

    这确实是我第一次听说的事情,那时我们都是这个走读班的,除了我院的孩子以外,甚至还有三个附近四季青公社的子女,家庭生活条件确有很悬殊的差异.我们班里的老师却从未以家长职务来衡量学生的优劣,部长与厨师,将军与农民的孩子基本上都能同等对待,这种平等和谐的学习环境使我们没有滋生更多的干部子弟的优越性,这对我后来几十年的生活历程是一笔极其重要的财富,我自小懂得了不岐视贫困家的孩子,尤其是教会了我,要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地位卑微的农户或是声名显赫的将军,大家都应是平等的.我一直以为,这是我在育英小学获得的一笔最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使我受益终身的最好的教诲。

    而今天,我刚刚得知,此事的倡导者中也有我的父亲,1956年,实行薪金制之时,也正是他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开始,他不推诿,不嫁祸他人,自己勇敢的承担了所有的责任.曾经从一些档案资料里看到,他在1955年后的有关文件中,几乎都是在作检讨,对毛泽东,对中央,对农村工作部的下属,对各个相关部门,甚至包括他回到家乡,面对曾经生死与共的父老乡亲,都少不了要检查自己的错误.那字里行间的沉重,尤如一付压在心头的枷锁,使我透不过气,令我不忍再读下去.我无法想象他是怎样去面对那一次次的检查,他曾经充满激情,文采飞扬的文字,变得如此生涩难懂.而就在他承担着内心的极大痛苦之时,还不忘记去关心自己机关里的普通的工人,还亲自去为这些大院里的孩子们联系学校,甚至周到细致的为他们减轻的了住宿费的负担,以保证他们能读得起书,不致于因贫停止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