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异常,与林彪座机出境有关。当时总理好像有一种预感:虽然没有飞机的消息,但蒙军这个地域的雷达联络频繁,说明这一地域有重大情况发生。他提出,加强这个地域的资料搜集工作,认真进行分析,有什么异常情况及时报告。我参加这个汇报会时心里有些紧张。与会人员都不认识,而且只有总理一人听取汇报,我一个人在里面招呼。我没有忘记张树迎的提醒,打破常规,坐在了总理身后离他最近的位子上。他看地图时,我也站在他的身边。一是怕他太累,身体支撑不住,一旦有事,我可以快速反应;二是怕有心怀叵测的人有什么动作。后来,随着林彪叛逃专案审查的逐步深入,从有关材料中看到,那天参加汇报的人员里,还真有空军的一个与“小舰队”有关系的人。
9月14日中午,多项必要工作都部署完毕,73岁高龄的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已连续工作达50多小时了。而且在那种形势下,总理也不可能安静下来吃一顿饭。我们几个工作人员的神经也始终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说实在话,当时只知道大会堂的灯一直是亮着的,不看手表的话,连白天、黑夜都分不清楚。我们多次劝总理稍微休息一会儿,有什么消息我们及时报告就是了。总理终于同意了,医生给他服了安眠药,他就在西大厅西侧北端小厅的床上睡下了。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和我四个人和衣而卧,躺在小厅门外的地毯上,但谁也没睡觉,谁也不说话,或瞪着眼睛,或闭目养神,估计几个人心里想的都差不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9月14日下午二时左右,我接到外交部王海容的电话,她说:“外交部收到一份我驻蒙使馆的特急报告,要送总理。”我说:“总理已经50多个小时没休息了,刚吃完安眠药睡下,请你请示一下鹏飞同志,要不要叫起来。”姬鹏飞同志是外交部代部长,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不一会儿,王海容又来电话说:“姬部长说,马上叫醒总理。”我即回答:“那好,我去叫总理起来。你现在就到大会堂北门来。”我对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说:“外交部有紧急报告,要叫总理起床。”
不一会儿,王海容到了大会堂北门,我接了报告,请她进来休息一会儿。她说:“不用了,要马上回部里。”
我拿着这份装在牛皮纸大信封里的报告急奔北小厅。总理已经起床了,穿着睡衣正在卫生间洗脸,看我进来,马上甩了甩双手上的水珠,用毛巾擦了擦手。这时,我已把信封内的报告掏了出来,递到总理手上。开始,只见总理眉头紧皱,随着目光在文字间移动,脸上的紧张神情逐渐舒展开来。我看到他拿着报告的双手在微微颤抖。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我,兴奋地说:“好!好!你看,摔死了!摔死了!”我见总理这么兴奋,马上从他手里接过报告粗略地看了一遍,记住了如下内容: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坠在肯特省贝尔赫里县境内,机上共有9人,全部死亡……在我看报告的时候,总理对我说:“我要到118号房间主席那里去报告,你也跟着我。”说完,总理换了衣服,带着高振普和我向大会堂118号毛主席住处走去。当穿越一道走廊,到了一个小门时,总理对我说:“小纪,你留在这里等我,我回来一起回去。”
总理想得多周到啊,这个时候,在大会堂只有总理和我知道林彪的下场,他担心我兴奋起来,或是熟人问起来,在没向毛主席报告之前,把这振奋人心的消息散布出去,于是,让我在这里等他。我看了看,这个走廊很长、很高,一个人也没有,真有点人。
约二十来分钟后,总理回来了。我看他步履轻松多了,紧蹙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布了林彪叛逃、折戟沉沙、机毁人亡的消息,并宣布在大会堂的政治局委员可以回家了。
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听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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