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陶铸反对在工矿企业和农村搞文化大革命吗？也不是。但他们认为在工矿企业和农村搞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慎重，要有步骤，要“抓革命、促生产”，千万不能影响和妨碍生产——这是他们最担心的，“民以食为天”，生产搞乱了，经济基础动摇了，七亿人民“喝西北风”？！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们布置和指示谷牧、余秋里召开工业座谈会，搞一个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谷牧、余秋里听取各方面意见，搞的“汇报提纲”（《十五条》）否定和推翻了陈伯达、王力在“安亭事件”后奉命起草的这方面的文件，——用陈伯达批评谷牧的话说：“你们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毛泽东对谷牧等搞的“汇报提纲”不满意，又叫陈伯达、王力重搞，这就是１２月９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大到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１２月１５日，中央又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毛泽东和中央一方面发布文件决定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去，同时开会批评陶铸，要陶铸检讨，从此陶铸也就靠边站了，其后，不到一个月，陶铸就被江青、陈伯达在群众中点名，公开打倒。这是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生日谈话和提出“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主要历史背景。

　　◇　毛泽东提出“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不是偶然的，是他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推向极端和绝对

　　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年底提出“全面阶级斗争”的概念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他发动和进一步扩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同时，也是他长期以来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极端和绝对化。“全面阶级斗争”的观念，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和阶级斗争理论达到了登峰造极和荒谬绝伦的地步。

　　多年以来我们有个习惯说法，叫做１９６２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按照这种说法，仿佛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毛泽东有一段时间不重视或不提阶级斗争了。事实似不是这样。“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无疑会有时紧些，有时松些，但从来没有断过。毛泽东说他早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是从马克思那里拿来四个字：“阶级斗争”。此话不假。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地找到了中国积贫积弱的症结，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取得了政权，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继续不断地、甚至变本加厉地、并且运用政权的力量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认定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结果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诸如１９５７年反右派，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一直到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几近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毛泽东，也就是我们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教训很多、很深。这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