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优越的战略位置，因此,毛泽东在《湘南运动大纲》中提出汝城县为中心割据湘南,建立根据地, 策应实行北伐的“湘南割据”构想。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苦苦寻找落脚点时,也接受了《湘南运动大纲》的观点。1927年10月7日，南昌起义南下广东失败后，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抵达饶平以北的茂芝，召开“茂芝会议”决定“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种子，就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带，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我们应当以此为立足点”【注:《朱德传》】，“简单地说，就是：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注:《朱德传》】。朱德考虑到在汝城立足有进退自如的地理位置的优势和汝城有良好的革命基础，在“茂芝会议”后按照8月7日中央给南昌起义前委的指示，由汝城农军叶愈番、何跃生作向导，率部直赴汝城。同时，秋收起义举事不利之后，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以汝城“新湖南”和《湘南运动大纲》为思想基础，在文家市前委会议做出“向远离城市，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汝城农村山区转移”的决定，“在那里占据湘粤大道，策应叶、贺北出广东”【注:《引兵井冈在这里决策》】。两支队伍都是受汝城“新湖南”革命基础和地理位置的吸引，在汝城的周边进行革命活动，从而造就了“朱毛会师”的伟大机遇。
（五）汝城“新湖南”形成的社会基础，为湘南起义的提供了良好的决策环境。汝城“新湖南”发动群众之多，组织程度之高，社会影响之大为当时罕见，汝城旧县志对汝城“新湖南”描述为:“发号令,擅兴革,操杀生,无不为所欲为,稍与抗则指为反动派,人人自危,道路以目”。汝城“新湖南”形成的这一社会基础，和“朱范合作”形成的政治基础为湘南起义的决策性会议—“汝城会议”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也带来了南昌起义余部休养生息再举义旗的机会。在上堡整训，朱德派汝城党员赖鉴冰通知湘南各地的党组织，在到汝城召开部队与各县党组织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共同策划湘南起义【注:《朱德传》】。1927年11月21日至23日，朱德在汝城与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进行谈判，达成合作协议。11月26日至28日，朱德与陈毅在汝城县衡永会馆及津江村召开部队与湘南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讨论和布置湘南年关暴动【注：《朱德选集》】。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也说“为准备湘南暴动，我们就在汝城召开了衡阳所属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进行讨论和布置”。“汝城会议”是湘南起义纲领性、方向性的重要会议，对湘南起义起了决定性作用【注：《湘南起义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2月上旬，朱德因接广东省委指示，南下去支援广州起义进入粤北，湘南起义计划暂时搁浅。但到粤北时，广州起义已失败了，部队移驻韶关市犁铺头进行整休。1928年初，蒋介石发觉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队里，立即下令要范石生解除起义军的武装，抓捕朱德。朱德便率部于１９２８年元月离开广东韶关，由龚楚引路到了与宜章县相邻的广东省乳源县杨家寨子。“就是在这个杨家寨子，朱德、陈毅、王尔琢、龚楚一起决定实现‘汝城会议’决议，发动湘南起义”【注：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学民《论朱德与湘南起义》】。
综上所述，汝城“新湖南”是中国革命进行的第一次工农武装割踞尝试，是湘南起义的前奏曲，对湘南起义的发动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可以说湘南起义是对中央《湘南运动大纲》等中央系列决策的伟大实践，它是南昌武装起义与汝城“新湖南”工农革命斗争经验的有机结合和升华；是武装革命斗争和工农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开创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先例，谱写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崭新篇章。
（作者分别系汝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汝城县纪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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