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８日上午，国家地震局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黄相宁谈了他们之前作出的地震预报意见。

　　当晚１０时多，华国锋、江青、纪登奎、吴德等人听取国家地震局的汇报。

　　据参加汇报的黄相宁回忆：到达时，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刘英勇和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已经先到了。黄相宁进门之后，正好听到梅世蓉汇报的尾声。据黄相宁回忆，她发言的大意，认定这是一次没有任何前兆的突发性地震，是根本无法预报、预防的。

　　接着，黄汇报了事先对这一带地震的预测意见，同时表示，由于预报震级太低，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万分内疚。

　　据黄相宁回忆，华国锋当时说，党中央、国务院不责怪你们这个地震界的同志，希望你们继续做好监测预报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北京市革委会的领导人迁到人民大会堂里办公。吴德记述：“地震后，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的抗震指挥部办公。华国锋经常去。陈锡联、纪登奎和我，还有中央军委、国务院、国家地震局的一些同志集体办公，负责处理当时发生的一些问题。”
　　
　　人们镇静地工作和生活

　　地震发生后，许多工厂的职工和农村的农民，坚持继续生产。必要的水、电、煤、气和粮食供应能得到保证。

　　总的来说，在初期的慌乱过去以后，人们开始镇静地生活，社会治安情况也较好。

　　２８日清晨，公共汽车照常行使，仍然有大批人照常骑自行车去上班。

　　街道上的帐篷区中，开设了卖食品的小铺子，还有流动货车。饭铺成了大量生产馒头的工厂。物价不变。普遍设立了临时卫生救护所。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各个居委会普遍组织了纠察队。

　　市革委会组织了１５万人抢修被损毁的民房。至１１月底，平房住宅及旧式楼房住宅基本修复完毕。

　　还有一些可以休息而依然勤奋工作、学习的人。

　　红学家周汝昌坐在防震棚内的床上，在一个旧白报纸本上，随意写画。时断时续，积得久了，写成了小册子《书法艺术答问》。

　　住在工人体育场人行便道小棚里的作家姚雪垠，坐在一个小马扎上创作《李自成》。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于对姚安全的考虑，劝他暂回武汉避震，姚婉拒。他夜以继日地写作，直到把第二卷全部改定。

　　什刹海体校在室外大树上绑上滑车，马燕红在教练周济川的指导下，在地震期间以及地震以后，就在那棵树底下练出了绷杠转体１８０度和３６０度的绝技。

　　８月１６日一早，市革委会广播车上街宣传，告诉市民可以回家了。（１５日深夜的广播就说了：“北京地区不大可能发生强烈的余震。”）人们纷纷拆除防震棚，陆续回到了原住房。有些人在室内继续倒立一个酒瓶，作为“报警器”。高校陆续开学。中小学于２３日开学。
　　
　　媒体的抗震救灾报道还在突出“批邓”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大地震后，人们都忙着抗震救灾，但媒体并没有放松“批邓”和“阶级斗争”。特别强调的是“批邓”。抗震救灾也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摘自７月２８日中共中央给灾区人民的慰问电）。《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社论《深入批邓，抗震救灾》、《抓住要害，深入批邓》、《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和《抓批邓，促生产》等等。

　　北京媒体在北京市抗震救灾情况的报道中，也大力宣传以“批邓”带动救灾的事迹。如在各帐篷区召开“批邓”会、赛诗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帐篷区慰问的演出，都少不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节目。继续进行的忆苦思甜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