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3日，毛泽东统领的解放大军排山倒海般地跨过长江天堑，三野第35军率先占领了国民党的首府南京，宣告了蒋介石22年的统治土崩瓦解。

　　就在这一天，我的父亲张爱萍自己驾着一辆美式吉普车，穿越华北战场，日夜兼程，来到三野司令部驻地安徽蚌埠。在这之前，他曾通过大连党的组织向华东局反映自己负伤后恢复的状况，他已经痊愈了，可以重上战场了。但，迟迟没有回音。他决定自己搭乘火车奔赴前线，途经沈阳、锦州，到了天津，再往前，铁路就不通了。刚刚解放了的天津，由军管会主任黄克诚掌管，在他麾下的正是自己的老部队新四军3师。他调任4师后不久，黄克诚就带着这支部队闯关东了，先编为东野2纵，后扩编为四野14兵团第39军。老战友们相会，自然许多话要说，但频频传来的捷报和源源不断向南开进的军队、辎重，愈发使他心急如焚。

　　父亲是个军人，战场呼唤他。他养伤这一走就是3年。这3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天翻地覆的3年。当父亲还在身体的创伤中挣扎时，他的战友们已经在大决战的舞台上，上演着一出又一出辉煌的剧目了。

　　翻开第三野战军战史可以看到，在3年的解放战争中，第一场大规模的作战，就是父亲参加指挥的战役——《津浦路徐济段战役》。战史记载1945年10月12日中央军委下达作战指示，18日战役发起。但据父亲回忆似应更早一些，我查到的资料证实，就在“八一五”鬼子投降后的第3天，国共两党就开打了。8月18日父亲接到作战任务，电报指示:“集中主力迎击何李两顽，仍采自卫立场，如向南进军，大超出自卫，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影响均于我不利。……集中力量歼灭一路是有把握的，可相机攻占永城、孙町，以去我心头之患。”这是华东局和中央对他的重托。他亲临前线，组织指挥了这场解放战争中的开场大戏。但两个月后，他就因伤离开了指挥位置。这才仅仅是大决战的序幕啊！

　　现在，在中国的大舞台上，国共两党28年的拼杀已近尾声。大幕即将落下。

　　遥望决战的旌旗号角，一个有血性的军人，远离厮杀的战场和他的军队，心中的无奈是可以想见的。虽已时隔久远，我仍能从他回忆时的神情中，觉察出当年的孤寂。每当触及到这个话题，他只有两个字:“养伤”。

　　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在抗日战争中，他那辉煌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出了天津我就自己开车，第一晚住德州，第二晚到济南，又经徐州到蚌埠，陈老总见我回来很高兴，那时正准备渡长江，华东野战军改成7、8、9、10兵团，向长江边推进。陈老总问了我身体情况后，想把我留在三野司令部。我说，情况我不熟悉，还是想到部队去。他说，各兵团都配齐了，要去，只能是副职了。我历来不计较这些。宋时轮当时在9兵团，我和他很熟悉，我说，那我就到9兵团给宋时轮同志当个副手吧。宋听说了对陈老总说，让爱萍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好了。那当然不行！”

　　父亲的回忆跳过了一个细节。据资料记载，他回前线后，先是到的总前委。总前委是中共中央在淮海战役前线的代表机关。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为了在与国民党军进行最后决战时形成力量的优势，中央决定，把第二和第三两个野战军整合起来，组成百万大军，形成压倒之势。总前委于1948年11月成立，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邓小平任书记。淮海战役结束后，总前委继续行使职权，组织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进行渡江战役。父亲就是在这个期间重返前线的。他的情况多少让组织上有些尴尬，给父亲任了个总前委委员，算是暂留总前委帮助工作。显然，在这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转折年代，像我父亲这种人是决不会甘于这种闲差的。于是就有了前面他提出给宋时轮当副手的情节。

　　在父亲一生中，宋时轮是他最信赖也是最知心的朋友。宋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