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当我和仲勋同志见面时，就紧紧地抱在一起，激动地流出了热泪。原来仲勋同志听到红二团被敌人打垮的消息后，一直为志丹和我等的安全揪心。两个多月后，他不但听不见我们的消息，反而听到了敌人的不少谣言，所以整日翘首盼望我们能够安全回来。而我们也惟恐遭到敌人的突袭和暗害，回不到照金；同时担心红二团走后，敌人大举进攻照金，根据地可能要遭到重大损失。现在我们终于见面了，能不激动，能不高兴吗？这一夜是感人肺腑的一夜，也是狂欢兴奋的一夜。
当夜，仲勋等同志向志丹和我介绍了照金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发展形势，我们也简要地说了南下失败和转战终南山返回照金的经过。痛定思痛，这次失败的教训，使我们更加懂得了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懂得了路线错误的巨大危害性，懂得了红军和根据地关系的重要性和相互依存性。有人说，红军和根据地是鱼水关系，我说是血肉关系。古人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红军，就创建不了根据地，没有根据地作稳固的后方，红军也难以生存下去，这种辩证关系，在当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得，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最有体会。
与仲勋同志交谈中，使我最感兴趣的是特委主持召开的陈家坡会议。原来，1933年夏，红二团南下失败后，省委考虑红军这杆大旗不能倒，立即决定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继续开展游击战争。7月，王泰吉率骑兵团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辖六个大队一千多人，但是，时隔不久，抗日义勇军就遭受敌人围攻，激战一天而失败，仅留一百余人转入照金根据地。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在张邦英、张仲良、陈学鼎率领下，也进到照金。正在此时，传来消息说，杜衡叛变，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关中十几个县和西安市地下党组织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整个关中地区只留下了照金根据地这处红色政权，陕甘边形势非常严峻。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三支队、红四团虽然相继进入照金根据地，但这几支部队，没有在一起作过战，因此组织一个统一的指挥机关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这一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陕甘边特委的身上。为此，1933年8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成员有特委主要领导和红军、义勇军、游击队连以上干部，高岗此时从西安脱险来到照金，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红二团南下失败的教训和当前的形势，讨论了今后的任务。会议中，有个别军事领导人面对严峻的形势提出了分散活动的意见，在习仲勋、秦武山、张秀山、高岗等领导人的一再坚持下，终于取得共识，形成决议：一是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二是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集小胜为大胜，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巩固扩大照金根据地的作战方针。陈家坡会议，是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召开的，它充分显示了中共陕甘边特委的正确领导。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对加强党对红军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志丹和我听了仲勋同志的详细介绍，非常兴奋。志丹说，这个会议开得及时，开得好，只有统一的思想，才会有统一的行动，我们坚决拥护会议的决议。仲勋同志说，你回来了我们就有了主心骨。在谈陈家坡会议经过时，仲勋虽然没有说他个人的作用，但我深知仲勋作为陕甘边特委领导人之一，其功不可没，只不过他一贯谦虚谨慎，不愿突出个人罢了。正由于他有这种谦虚谨慎的品德，平时对志丹同志和我们都非常尊敬，而我也打心眼里支持他、爱护他、敬佩他。
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后，集中兵力东西出击。9月初，在耀县、彬县一带消灭不少敌人武装，9月中旬，巧夺旬邑县张洪镇，随后又一举攻下合水县城，并打垮了赵文治一个整团。与此同时，陕甘边特委领导照金各路游击队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也有很大的发展。由于根据地内外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敌人为之震惊，派出四个正规团和各县民团共六千多人，向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当时，根据地只有习仲勋、张秀山、吴岱峰等领导的游击队和赤卫军。敌人进攻开始以后，我游击队、赤卫军利用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后终因敌众我寡，我军只好突出重围脱险，照金和薛家寨失守。习仲勋、张秀山、吴岱峰等同志突围后，陆续与红军主力汇合。
薛家寨失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根据地中心究竟建立在哪里好？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志丹同志站得高，看得远，他分析了陕甘边革命形势，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召开一次有红军和陕甘边特委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这就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包家寨会议。会议于11月3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历时3天，会议以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为指导，总结了照金根据地斗争和薛家寨失守的经验教训，清算了杜衡“左”倾冒险主义，对当前陕甘边党和红军面临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最后，作出三项重大决议。一是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建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任命王泰吉为师长，高岗为政委，刘志丹为参谋长。二是决定成立一、二、三路陕甘边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路是以安定（今子长县）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三是建立南梁根据地。南梁，位于子午岭山区桥山山脉中段，连接陕甘宁18个县，山大沟深，梢林密布，地形复杂，交通阻塞，且远离敌人统治中心，便于我军回旋，打击敌人，确定在南梁建立根据地是非常正确的。包家寨会议是解决陕甘边实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陕甘边革命斗争由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一次关键性会议。
包家寨会议之后，红军在合水莲花寺进行改编，正式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四十二师成立以后，打了一系列大胜仗，同时帮助地方党组织进一步开辟了南梁根据地。习仲勋根据包家寨会议精神，受命于创建南梁根据地政权的建设工作。这期间，我任四十二师红三团团长，与仲勋同志的接触就更多了一些。仲勋同志为创建南梁根据地政权组织，东奔西走，夜以继日地工作，在红军的帮助下，先后在华池县、合水县等地建起农民联合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组建起南梁、小河沟、荔园堡、豹子川、动华池5个赤卫队一千余人，担负着保卫根据地，保护群众等任务，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发展壮大南梁根据地。1934年初，南梁根据地已初具规模，于2月25日，由四十二师党委主持在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恢复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为副主席。此后，南梁这块红色根据地在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和四十二师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革命委员会的有力配合和支援下，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不到一年就解放了边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敌人成百个据点，摧毁了敌人保甲制度，建立了工农兵政权。1934年11月初，在荔园堡隆重召开了第一次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选举习仲勋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致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经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健全了苏维埃政府的下设机构。在庆祝会上，有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共三千多人参加，刘志丹、习仲勋讲了话，刘志丹还向习仲勋颁发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大印，同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不仅标志着西北地区革命有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民主政权机关，而且标志着陕甘边区红军和特委的成熟和壮大。自此以后，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主席习仲勋的领导和组织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组织群众生产支援前线，发行货币活跃边区商贸市场，开放集市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培养军政干部保证红军和地方工作的需要，发展教育、扫除文盲提高边区人民文化素质，使边区到处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红军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特别是志丹同志担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后，统率陕甘边和陕北两支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一二次“围剿”，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接在一起，迎接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大本营。
（四）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我们回顾西北红军丰功伟绩和陕甘边根据地在西北革命中的历史作用时，千万不能忘记刘志丹、谢子长等老一辈革命先驱的卓越贡献，不能忘记习仲勋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不能忘记他们无私无畏、百折不挠、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毅力，不能忘记他们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同一切错误做斗争的勇气，不能忘记他们一贯的、坚定的、毫不动摇的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信念。以他们高尚的情操，崇高的理想，优秀的品德，献身的精神陶冶我们，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紧紧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党所制定的宏伟蓝图而努力奋斗。
（王世泰：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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