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协同彭德怀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

    1947年2月，胡宗南部队即将进攻延安。2月10日，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决定：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教导旅、警备一旅、警备三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3月16日，战争扩大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决定：自3月17日起，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当时彭德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具有统率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和才能，在全军中威信很高；而习仲勋则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与边区党组织、政府、边区人民关系十分密切，有他协同彭德怀指挥部队作战，更有利于发挥党政军民的总体力量。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考虑是十分周到的。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依靠陕甘宁边区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正确运用毛主席制定的“蘑菇”战术，与10倍于己之敌展开殊死斗争。经过延安保卫战和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大大挫伤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的进攻锐气，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

    “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抓紧学习”

    1947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中央会议期间，习仲勋向毛泽东汇报了当时陕甘宁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情绪等情况后，毛泽东勉励习仲勋要认真学习理论，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有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有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理城市。你一年读这么薄的一本书，两年不就两本吗！三年不就三本了吗！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吗？毛泽东还说：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抓紧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毛泽东的多次教诲，使习仲勋感到无比温暖。

    土地改革中三次提出要纠正“左”倾情绪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各解放区兴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在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出现了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动。习仲勋于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一个多月内，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三次函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
    在1月4日给中央的信中，习仲勋指出：“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否则“势必犯严重错误”。他明确地指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他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发生的违犯政策的现象：在新店贺家石村，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惶惶。他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
毛泽东于1月9日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
    1947年冬，在陕北绥德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晋绥边区土改会议上刮起一股极左歪风。在所谓坚持“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的口号下，发生少数人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极端混乱现象。甚至提出什么“志丹四大家族”，将陕甘宁苏区创建者、群众领袖刘志丹和他的战友马锡五、王子宜、曹力如的家属，列入土改对象。警二旅旅长张达志的弟弟被吊打、索银洋。更甚者，有的烈士家属被扫地出门，有的劳动英雄因有余粮被当成斗争对象。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在电文中指出：“由于议和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他又说：“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把一切破坏得精光。”他还在电文中对老区阶级状况，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科学分析：“在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的是地、富成份下降未转化好的。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的是地、富成份下降未转化好的。有因好吃懒做、抽烟浪荡致贫的。”“由他们起来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有自杀的”。他果断地指出：“真正好的基本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
     毛泽东阅后于1月29日指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
    1952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方面的，内容丰富，论述精辟。毛泽东看了十分满意，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仲勋“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西北地区有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
    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投诚，是习仲勋解放初期在西北地区成功地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典型。
    1949年底，项谦纠集马步芳一○○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在平息叛乱的斗争中，习仲勋认为应当把国民党残匪和对我党有怀疑态度的藏族上层人士加以区别，尽量做好政治争取工作，分化瓦解叛乱集团。从此开展了争取项谦投诚的工作。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五十余人，深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情况复杂曲折，变化多端，颇具戏剧色彩。
    习仲勋在亲自领导这场斗争中，高瞻远瞩，多次向青海省领导指出：正确解决项谦叛乱，不仅对解救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于我党在青海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于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他说：必须十分慎重，坚持在充分军事准确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的政策。
    针对有些人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1950年8月，项谦投诚，来到西宁，向人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去又背信食言。
    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在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坚决要求政府出兵进剿昂拉。
    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争取和平解决项谦叛乱问题，于我政治上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政治争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顾虑的是对广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功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使其流窜将带来更多麻烦，即使打好了，仍会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如果我们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
    1952年5月1日发起的评判战斗于5月3日结束后，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有他向政府投诚，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经过反复细致的争取工作后，同年7月，项谦终于从南乎加该森林投诚。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向习仲勋献上结白哈达，表示感恩之情。
    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实事求是地领导文教宣传工作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习仲勋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来北京前，他真心实意地向毛主席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恐怕难以担当起全国文教宣传的领导工作。毛主席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同年深秋的一天傍晚，林默涵同胡乔木在中南海划船，看见毛主席在岸边憩息，他们将船划拢岸边，向毛主席问好。毛主席说：“乔木，中央给你们中央宣传部派了位新部长，他是习仲勋同志。”又说：“仲勋是位很好的同志，延安时期他就是一位模范地委书记。”
    1953年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文学艺术界引起了热烈反应，受到艺术家们交口称赞。
    在讲话中，习仲勋指出，一些作家进城几年不出作品，作家本人有责任，但是，党的领导者也有责任。党的领导应为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对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就不能完全否定；即使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要耐心帮助，反复修改，而不是乱找岔子，夸大缺点，使作家无所适从。他说，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批评得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淋头，结果弄得不欢而散。他反对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的批评。
    他提出，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不能像工厂加工订货那样，限期交货，要给作家充分的创作时间。
    他说，要善于引导作家前进，要鼓励作家的旺盛士气，要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
    习仲勋的讲话是对当时存在于文艺工作领导中的官僚主义的批评。
    习仲勋对作家、艺术家的甘苦深知入微，与他们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他任西北局书记时，曾亲自领导了由30年代初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编导的、以誉满解放区的劳动英雄吴满有为原型的电影故事片《劳动英雄》的拍摄工作。建国以后，他在西北局工作期间，对著名京剧艺术家尚小云、著名豫剧艺术家常香玉、陈素贞和著名秦腔演员王天民等，在政治上、艺术活动上以及生活上，都倍加关怀，无微不至。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对常香玉率领剧团巡回义演捐献一架飞机的爱国主义的行动，不仅热情支持，积极鼓励，并且做了具体安排。诗人柯仲平在创作反映陕甘革命运动的史诗时，作家柳青在创作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时，杜鹏程在创作《保卫延安》时，以及剧作家马健翎在处理工作与创作之间矛盾感到苦恼时，都得到习仲勋的支持、帮助与鼓励，创作条件上的种种困难都得以解决。

    受任国务院副总理前后

    1958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休息时，他专门约习仲勋来到游泳池，进行了长时间的、推心置腹的谈话，热情鼓励习仲勋更好地工作。
    同年秋季，周恩来总理委派习仲勋率领工作组到西北考察。在甘肃考察时，习仲勋印象特别时刻的有两件事：一是甘肃省领导不顾客观条件，硬性动员大量劳力，投入引洮上山的艰巨工程，结果导致在当年农业丰收的情况下饿饭死人，工程以失败告终；二是甘肃敦煌县大办人民公社，实行一县一社，十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学）全供的分配制度。习仲勋批评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但是，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县一社，也不能公到十包全供；最大最公，也不能由集体所有制一下变成全民所有制，更不能从社会主义一下跳到共产主义；最大最公也不能用按需分配代替按劳分配。生产关系的发展不适应生产力的水平，其结果只能破坏生产。”
    1959年3月，习仲勋参加中央上海会议。3月31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赖祖烈给习仲勋送去了《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方案（草案）》。在新提国务院副总理名单中列有“习仲勋”的名字。他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就在当天晚上给毛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昨晚收到《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分配方案（草案）》，看到新提副总理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反复考虑，心情颇为不安。回忆几年来在国务院秘书长任职期内工作没有做得很好，主要还在于自己有毛病，并不因职务关系而妨碍工作，因而内心十分歉疚。我仍乐意在下届国务院谨守原来的工作岗位，多做些工作，做得更好些。这样，于工作无损，对自己可能更有好处。特恳请中央考虑，在新提的副总理名单中把我除名，另提别的同志为新增的副总理。

    4月初，党的八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民公社的决定，以及《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方案》。在4月中旬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仲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