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大多数都有被捕的经历。像周恩来这样长期在白区工作，特别是1927年至1931年间竟然没有被捕，真可谓是少之又少。最惊险的要算是他去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的途中，当时他几乎没有任何希望摆脱被捕的噩运，但最终还是顺利地去了苏联。周恩来的两只脚算是迈进了监牢，最后又坦然地走了出来，这完全靠的就是周恩来的智慧。

　　自“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后，整个中国被白色恐怖笼罩，西方列强在其租界内也大肆搜捕中共党员，与国民党一块对中共实行屠杀政策。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1928年的中共“六大”被迫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共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二十三人，他们只能分批悄悄地前往莫斯科，沿大连、哈尔滨、满洲里这条路线进入苏联。

　　周恩来当时被选为“六大”正式代表，为了沿途方便，党组织还让邓颖超以列席代表的身份，与周恩来赴莫斯科。1928年5月初，周恩来夫妇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当时正值1928年5月日本人在山东济南制造“济南惨案”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蒋介石的北伐，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为了更准确地把握惨案的情况及具体发展态势，周恩来在临上船时，将上海的各种报纸都买了一份，以便船上具体翻阅。

　　船经过青岛时，就停了下来，许多旅客就借停船之机上岸采购东西，周恩来夫妇也去了青岛市区，吃过饭后又买了许多报纸，他们的举动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船继续航行向大连方向驶去，路上日方侦探时刻察看着他们的动静，船刚靠近大连码头，驻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厅就上来一群人，过来对他们进行认真盘查。问他们干什么职业的，周恩来便说是做古玩生意的，好在当时日本警察没有看他的行李，事实上他们随身没有一件古玩。随后日本人问他既是生意人，为何购买那么多的报纸。周恩来却说，在船上没事随便翻一翻。日本警察又问他们到哪里去？周恩来说去吉林。又问他们去吉林干什么？周说去看舅舅。

    日本人显然认为这样问话不够仔细、彻底，又把周恩来带到水上警察厅，邓颖超不放心让周恩来一个人去，当即表示要陪周一起去，周恩来生气地大声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还请警察厅负责人帮助找个旅馆，安排邓颖超先住下。然后接受了更多的询问，如周恩来的出生年月、学历、职业、爱好等等，问在东北的舅舅叫什么？干什么？周恩来回答说舅舅叫周曼青，是省政府财政厅的科员。日本警察厅接着又问你舅舅姓周，那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风趣而又沉着地应答到：在中国舅舅与叔叔是有区别的，但外国人统称为UN鄄CLE，因此舅舅姓周，我姓王。接着他们又让周恩来伸出手来，辨别一下周恩来是不是当兵的，还从抽屉里看一些卡片，趁机大声说道：你就是周恩来，根本不是做什么古玩生意的，是通缉的共产党要犯。因为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已十分有名，认识他的人也十分多，当时他的照片已被广为散发并且以高价悬赏他的人头。周恩来十分镇定地答道：说我是周恩来，你们有何凭证，我姓王，肯定是你们搞错了。就这样盘问了近两个小时。

　　盘问快要结束时，为了让日本警察放松警惕，周恩来又请他们帮忙代购两张去长春的车票，然后匆匆赶回旅馆。邓颖超在旅馆内如坐针毡，度日如年，当见周恩来进来时，她十分高兴。周恩来压低声音凑到邓颖超的耳边问，去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在哪里，并要尽快彻底毁掉。邓颖超立即把证件撕成小纸屑，然后投进卫生间的马桶里冲掉了。之后两人边说边笑地去餐厅用餐了。不久，警察厅派人送来了周恩来要的两张车票，按照车次周恩来夫妇准时上了火车。坐下来后发现对面的车座上坐着的是位日本人，并用流利的汉语同他们攀谈，这个日本人显然是派来跟踪周恩来夫妇的，一路上他们谈了许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