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说“尼姑思凡”，居高临下而又亲和无间。毛泽东的这种风格对社会贤达、博学鸿儒特别具有征服力。我手边就有两个现成的例子。梁漱溟时隔半个世纪以后，深情回忆1938年春天那个夜晚的陕北窑洞，他和毛泽东就中国的抗日前途问题争论得不亦乐乎——

    “毛十分耐心地听着，不打断我的话，抽烟、喝茶。等我说完后，他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使我终身难忘的是毛泽东政治家的风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傅雷

    说到这里，我想起再前推22年，即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分析了日本对我之既定策略后说：“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予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8\]20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印证了毛之远见。所以，面对毛泽东的雄辩，梁自然心悦诚服。

    而著名翻译家傅雷在1957年3月12日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9\]

    桀骜如梁公，清高如傅君。接谈之下，欣然就范。

    梁漱溟的第三句话说：“毛的功劳最大，错误也最大。没有最大的功劳，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

    说到“文化大革命”，其实我个人对毛泽东的感情也颇为复杂。因为“文化大革命”，我的家庭也受到了冲击，我目睹过父亲戴高帽、游街、被批斗和造反派上家里抄家的种种场景。尤其对我影响更大的是，我只读了5年小学，上了一年初中，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无书可读，在初中混了两年，就赶上了“老三届”的末班车，下放到农村去了。在读书的最好时光，没读到书，这是我此生的最大遗憾。这是时代造成的，“文革”造成的，和毛泽东直接相关。所以，当1976年9月中旬的某一天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的时候，我在东南沿海某军营招待所的房间里，独自面向北方，按北京追悼会的程序，作虔诚的追悼。理智告诉我应该哭，但就是没有眼泪，感情有点迷茫，有点空白，有点惶恐，有点失落，也有一点庆幸和解脱……但是当毛泽东离去30年之后，当我经历了家事、世事和国事沧桑巨变之后，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