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外著名人士;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等人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始终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等等。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则是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人民公敌。他们的罪孽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第三,指出错误的责任,但着重于对所犯错误的环境和根源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应承担主要责任,这在《历史决议》中是明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重大的历史现象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而复杂的历史现象,既不能简单地仅仅以归咎于谁的责任了事,也不能仅仅以个人的品质特点来说明,而应着重于分析历史环境。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期间,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曾经指出:“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话,当时是告诫别人的,现在对于他自己也应当取这种态度。《历史决议》根据这个精神,不仅指出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的主观因素(比如骄傲情绪的滋长,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而且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复杂的历史条件,分析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犯错误的国内原因和国际背景,理论认识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国内原因主要是指毛泽东同志看到了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的一些矛盾,党和国家肌体中存在的阴暗面;他的错误在于对这些问题没有加以正确分析,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不应该采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国际背景,主要是指苏联领导人把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争端扩大到两国在政治上的对抗,迫使我们在国际上不得不进行反修斗争;毛泽东的错误在于把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引入国内和党内范围,并把它同党内的意见分歧混为一谈。他犯错误的理论认识根源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一套错误理论,而他本人还把这当成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为保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他犯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主要是指我们国家漫长的封建历史、专制主义的遗毒对我们党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影响,使我们没有能够迅速地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制化,这就成了党内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滋长的土壤,“文化大革命”一经发动起来也就很难加以制止了。
第四,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把这一科学理论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观点加以区别。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历史决议》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结合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则“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因此,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观点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坚持毛泽东思想当然不包括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观点。把这两者加以严格区别是十分重要的。它为今后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历史决议》论列的毛泽东思想的多方面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坚持毛泽东思想,不只是要坚持这些经过长期历史检验的正确的原则和结论,更重要的是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地研究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符合客观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五,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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