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孙条山,周总理的机要秘书孙岳是我的叔叔,李风华是我的婶婶。
1950年初,叔叔把我从山西老家(晋南夏县)接到北平,就住在中南海西花厅西小院,后来就去北京育才小学上学了,当时我也就十一、二岁,叔叔也只有二十二岁,还未结婚成家。每逢星期天,我回到西花厅和叔叔住在一起,度过快乐的一天。我的小伙伴们不在同一个学校,育才、育英、八一都有。马列叔叔的孩子彭小风,王海青叔叔的孩子王小保,周总理的侄儿(女)周秉均、秉德,都是我记忆犹心的弟妹,我们在一起玩得十分开心。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把我们这些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关心备至。偶尔有机会我们还能见到周伯伯、邓妈妈,年纪比我小的孩子都会称周爹爹、邓奶奶,他们像慈祥的老人,鼓励我们“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服务”。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周恩来、邓颖超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西花厅前的合影。
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给我们留下最美好的记忆就是:西花厅是一个“家”,一个革命的“家”,一个超越一般亲情的“家”。只要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你一生都会对这里的人和事有着真切的、如痴如醉的怀念。按说“政务院总理办公室”是政府的机构,“同志”是工作人员之间最美好的称呼,但在西花厅的所有人员,相互之间我只记得使用称呼:“孩子们”“叔叔”“婶婶”“阿姨”“伯伯”,“邓大姐”,“大姐”。似乎“同志”二字,已经不能包含西花厅人之间真切情感。西花厅的称呼是所有人从内心深处自觉发出真实的情感呼唤。刚到西花厅时,我看见在孙岳叔叔的办公室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张照片,只有三寸左右,是总理办公室刚进入西花厅全体人员合影:风尘仆仆,穿着军装,还有阿姨怀里抱着孩子,围在周伯伯和邓妈妈的周围,大约有三十五个人左右,照片的背后不知是谁写了这么几个字:“孙岳,我们一家子的合影,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这张照片我保存了半个世纪,每当我拿出照片看的时候:周伯伯、邓妈妈、成元功、何谦、陈浩、郑勤还有面孔熟悉叫不出名字的叔叔、阿姨们,好像我又回到西花厅这个美好“家”。点点滴滴的人和事勾起我深深的思念。
一九四八年全国解放的前夜,山西的临汾、运城已经解放。有一天下午,我们家突然来了四个八路军战士,骑马挎枪,全村人都来看热闹。把我们家围得水泄不通,我的母亲把我、哥哥、姐姐拢在怀里,眼泪直流,指着其中两个人说:“他是你的爸爸,他是你的叔叔”。我和哥、姐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个人的脸,一直没有吭一声。一九三八年日本侵占了我的家乡,我们全家逃难上了中条山,我是在逃难途中出生的,父亲给我起名:孙条山。一九三九年日本人进攻中条山,我的父亲和叔叔离开了我们,参加抗日决死队。十年间,我们处在敌战区,妙无音信,双方都不知对方的死活,今天这一见面,不知是惊还是喜,只有眼泪才能表达一切。整个夜晚,全村无人入睡。天不亮,他们就离开了村子……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孙雨亭随着“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叔叔孙岳调中南海西花厅任周总理机要秘书。当叔叔把家里的情况和我父亲的心愿,向总理谈了之后,总理立刻表态说:“他的父亲在前方作战,革命后代我们不能不管,你抽时间回去,按照你哥哥的心愿把孩子接到北平上学”。一九五0年三月叔叔把我从山西老家接到了西花厅,和他一起住在西小院里。有一个夜晚,总理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小电影厅看电影,总理问叔叔:“你的小侄儿接来了吗?叫他来我看看。”叔叔把我带到总理的座位前,亲切的问我“几岁?叫什么?”我十分紧张的用满口的山西话回答了总理的问话:“十一岁,叫孙条山”。他奇怪的问:“为什么叫孙条山?”我说:“我生在中条山”。他十分高兴的说:“好,这个名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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