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着难以释怀的延安情结，他经常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延安这块黄土地使他收获了一生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1946年底，国民党在东北不断对解放区发动进攻。为了保证东北战场的人员和物资的运输，加强东北铁路运输的领导，考虑到父亲在美国学的是铁路运输专业，父亲于1947年2月被党中央派往东北，任东北铁路局第二局长，协助吕正操局长工作。由此开始，父亲一直奋斗在我国的铁路运输战线上，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先后担任了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中长铁路理事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运输司令部政治委员、铁道部副部长等职。工作岗位变了，生活条件变了，但父亲的延安情结没有变。

　　我的父母是1940年在父亲去延安女子大学作国际形势报告时相识的。母亲刘卓云是海南岛人，新加坡归侨，为了投身于抗日洪流中，不远万里来到延安。他们1941年结婚，共生育了3个孩子，我是老大，1942年生于延安，两个弟弟均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父亲经常给我们讲起延安的生活趣事，他在当我母亲面开她的玩笑时不止一次地讲到，当时《解放日报》社的社址设在延安的清凉山上，办公室在最下面一排窑洞，而我们的家则是在办公室上面的一排窑洞。由于父亲工作很忙，不分昼夜，常常忘了吃饭，于是母亲经常是做好了饭就跑到窑洞外的山坡上对着坡下我父亲办公的窑洞喊他吃饭。每每提到这一情景，我父亲便哼唱起来：“一个小姑娘，站在山坡上，喊他的丈夫：‘羊！羊！羊！’”（父亲原名余宰扬，母亲称他“扬”），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我的父亲不仅是生我育我的亲生父亲，也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和我最好的朋友，他是我人生价值理念的播种人。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有幸参加了我国第一个自行研制的直6型号直升机的无线仪表设备的设计制造和性能测试的试飞工作。80年代在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任职期间，为了将我国铁路信号技术水平提高到国际水平，我带领同志们一起在1986年创办了我国铁路系统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卡斯科（CASCO）信号有限公司；90年代调往中国联通工作后，1996年，我代表中国联通与合作单位一起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互联网网吧。2003年底，从过去的企业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我又开始追寻我年幼时父亲给我播下的哲学梦想，争取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业余的哲学普及工作者。

　　我偕妻子对着延安新闻纪念馆中父亲的相片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我深情地告知他，我将继续遵循他的教导，努力学好哲学、用好哲学，尽力做好一个业余的哲学普及工作者，作为对他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