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方面没什么太大的志向,其实开始的时候没想一直留在美国,要不然儿子也不会到高二才去。后来研究做得还算可以,就这么做下去了,回国的事也就拖下来了。然后妻子和儿子都去了,自然就留下来了。从研究的内容来说,当时感觉国内比较看重两头,一头是纯理论,一头是完全应用,美国学校里大部分是做中间段,比较适合我。
记者:您在国外的时候会时常想起自己的特殊身份吗?周围的人是否知道?
彭云:经常会想到,因为那是我血脉中的一部分,我怎么能忘呢。周围的同事和学生们也都知道,因为这个事情是没办法保密的,但大家很少当面和我谈论这个事情。
记者:那您会经常想着是否回国吗?
彭云:总在想该不该回去。也曾经努力过,但想不好回国做什么,似乎找不到着力点。原来想做出大东西就回来,但还没等做出来就老了。
记者:什么样的东西才是大东西呢?
彭云:就是在一个领域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吧。
记者:选择现在的生活和您的性格有关系吗?
彭云:有很大的关系。我从小就不是特别爱说话。我这个人就是爱念书,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踏踏实实做点学问。在现在这个学校虽然也很忙碌,但是很安静,环境宽松,适合我。
记者:您退休后会回国吗?
彭云:我想会的,毕竟亲人朋友都在中国。我看到国内的发展很兴奋,今年争取能回北京看奥运会。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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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托孤遗书 本报曾做报道
2007年11月14日是江姐遇难58周年纪念日,重庆市三峡博物馆首度展出尘封多年的江姐托孤遗书。本报第一时间对此做了报道。
1949年,解放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江姐等烈士隐约感到敌人会在失败前进行疯狂的大屠杀。得知丈夫已经遇难的江姐,此时心中最为担心的就是尚未长大的儿子彭云。
1949年8月26日,江姐将吃饭时偷偷藏起的筷子磨成竹签,蘸着由烂棉絮灰与水调和在一起制成的墨水,在如厕用的毛边纸上,艰难地写下了“托孤”遗书。1949年10月,江姐委托地下联络员,将书信秘密送到重庆市中山公园里的育才小学,交给谭竹安(谭正伦的弟弟)。
江姐托孤遗书(部分)
竹安弟: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我想你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希望这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假若不幸的话,云儿(指彭云)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竹姐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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