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质疑直接对“无名坟”的红军身份提出怀疑。目前，比较有力的一种说法是，“无名坟”中很有可能埋葬的是抗战时期奔赴延安支持抗日，后来不幸患病死亡的学生和民间人士。

　　■探访

　　“无名坟”身世一时成谜

　　近日，记者也对“无名坟”的身世来历展开探访，并走访有关专家，然而，有关“无名坟”的历史线索太过破碎零乱，专家也无法给出确切说法，“无名坟”身世一时成谜。

　　无指向的“一九四零”

　　隐身荒草中的39座“无名坟”坐北朝南，坟场南部边缘立有一块石碑，碑面打磨粗糙，碑上所刻文字笔画粗陋，字体结构破散，中间还有个别错字。

　　碑正中间排了6个大字——“革命烈士陵园”，右边竖排小字为：“一九四零年红军医院第三所英雄伤员三十九位。”左边竖排小字为：“杨家湾大队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九日重建。”

　　杨家湾村上了年龄的村民告诉记者，最早，这39座坟位于村东一个叫原子台的地方，1978年，村上将坟墓迁到了现在的山嘴上。原子台的坟场没有墓碑，迁坟时村民才在坟场里刨出了一些墓碑残片，拼合起来后，显出了“一九四零”的字样。

　　对于这个没有头尾的时间，村民笼统地将它刻在新立的墓碑上。这意味着，现在新墓碑上显示的“一九四零”并没有确切的史实指向，这导致原子台“无名坟”的最初出现时间成了谜。

　　两知情者矛盾的回忆

　　村民说，新墓碑上所刻“红军医院第三所英雄伤员三十九位”，表示无名死难者全部来自于一个叫红军医院第三所的单位。目前，两位尚健在的知情者确认这一说法属实，然而，他们的回忆，在关键信息上出现重大矛盾。

　　84岁的陈思俊现在是杨家湾村年龄最长的人。“红军，绝对是红军。”虽然花了大半天时间，听力下降的他才听懂记者的问题，但一说起原子台上的“无名坟”，他的眉毛都跟着表情颤抖起来。

　　陈思俊说，在他十几岁时，常看见从村里的红军医院抬出人来。他还记得，那个时候主要是白军（国民党军）跟红军打，“白军86师有个高师长，是蒲城人。”

　　另一位知情者是86岁的苏明，她于抗战时期到杨家湾的红军第二医院第三所做护工，现定居重庆。由于听力下降，口齿不清，日前由其子向记者转述了她的部分记忆。苏明记得，从三所抬出去埋在原子台的伤员穿着蓝色衣服，“有些装棺材，有些没棺材，坟前插个木牌牌，写有名字、职务。”

　　按照苏明的说法，这些牺牲的伤病员可能是在黄河抗日前线与日军正面作战的八路军，埋葬时间应该在1938年之后。而按照陈思俊的说法，埋葬时间应该在抗战前，至少在1937年之前。

　　红军医院不光收治“红军”

　　就算死者全是从红军医院里抬出来的，那么，他们是否都是红军呢？

　　记者日前调阅到郑国少将于1978年撰写发表的回忆录。郑国曾在红军第二医院（或为中央军委第二后方医院）第四所任政治部指导员。四所位于柳树店，与杨家湾三所相距不远，同属红军第二医院平级分支机构。郑国回忆录中这样记载：“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我们第二后方医院第四所奉令由甘谷驿移住延安东南二十余里柳树店，接受中直机关和抗大、女大、鲁艺、陕北公学的伤病员。他们都是中直机关干部和全国各地到延安求学的抗日青年，几乎都是知识分子，任务是非常繁重而光荣的。”

　　从郑国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红军医院下属各所，不但承担受伤战士的医疗救治，还负担非军人的救治工作。那么，从红军医院抬出的死者，也有可能根本就不是军人。

　　■问题

　　散埋红军身份考证成空白

　　目前在我国学术界，还没有学者将散埋红军的身份考证作为专门课题来研究。延安市委党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