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还有更为重要的考虑。一是从策略上可以团结留苏归来人员,遵义会议解决的只是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和领导的局部调整,而组织路线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并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说“是勉强解决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当时就得以解决,即使军事路线在遵义会议上也曾展开激烈的争论和辩论。当时博古“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则更是“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遵义会议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凯丰参加遵义会议回去后就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当时,无论是从政治上考虑,还是从军事上考虑,都需要团结留苏归来人员,需要他们的支持。王稼祥是从“左”的阵营分离出来的留苏人员,让王稼祥参加军事领导,作为代表,就可以团结留苏归来人员群体,赢得一大批人的支持,避免思想上的分歧、内部的矛盾影响到军事指挥。这体现了毛泽东的一种高超的斗争策略和大局观念。二是可以解决毛泽东与王稼祥的矛盾。王稼祥在根本上是全力支持毛泽东的,但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战术原则并不完全理解。在毛泽东就任前敌总指挥后,王稼祥对其指挥“发些议论,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主持召开过几次这样的会议。经过打鼓新场事件后,张闻天认识到这样会妨碍军事指挥,就很赞成毛泽东成立“三人团”的建议,希望通过“三人团”使“毛王之间的矛盾可以由他们自己解决”而不影响军事决策。毛、王的矛盾只是军事指挥上的具体问题上的矛盾,在一起只要加强交流沟通,增强理解,就可解决,从而有利于军事指挥。三是毛泽东可获得强有力的支持。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成为常委,但常委分工,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不了解,对其军事才能信任也不足,毛泽东要充分发挥自己军事才干,实践自己的军事思想,需要强有力的支持。但当时,毛泽东获得的支持还不够,有不服气者、有不信任者、有不理解者。打鼓新场争论集中说明了这点。张闻天后来曾讲,当时一些领导包括他在内对毛泽东的信任“还是不坚定的”。在这种情形下,王稼祥参加“新三人团”,对毛泽东就可获得强有力的支持。除了加强团结消除矛盾,减少阻力外,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上增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本身是长征中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这时,长征途中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中,张闻天已在中央负总责,王稼祥再进入“新三人团”就更加强了支持毛泽东的力量。因此,在人员受限的情况下,“新三人团”人选很重要,不能只从单纯的军事观点出发决定人选,还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既讲根本,也要讲究策略,所以,毛泽东提议由周、毛、王组成军事领导小组是当时最佳的人员搭配结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新三人团”人员组成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基于当时形势,全盘考虑后确定的,能最大限度保证军事指挥的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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