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易货合同实施后,中方对德订货(包括军火和军工设备)总值为389亿马克,已实施的长期订单为14亿马克,截至1937年10月,由德国运抵中国的军火为5000万马克。随后在11月,应中方紧急订货,德方从其国防军装备中抽调了5300万马克军火启运来华。12月,德方又启运了两批包括十几架俯冲轰炸机在内的共值4400万马克的军火来华。⑤如此看来,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初阶段,至少有144亿马克(按当时汇率约合5816万美元)的德国军火物资运抵中国,这对加强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无疑起到很大作用。
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国军事顾问们是忠于职守的,但德国顾问团经10年努力取得的大部分成果却在几个月之内就丧失了。1937年7月5日,即七七事变发生前两天,法肯豪森以总顾问的名义向中方发出一份建议,要求立即将整训完毕的国防军开赴华北各国防战略要地,以备不时之需。①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法肯豪森先是受蒋介石委派赴华北前线同中方指挥官会商抗日作战方案,随后又不顾德国政府禁令赶赴上海参与指挥围歼当地日本驻军的战役。8月13日,国民政府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担任主攻任务的第87、88师正是德国顾问一手调教的精锐部队。“八一三”淞沪抗战持续了3个月之久,经德式训练的中国军队在日军攻击下显示了较强的战斗力。但是,11月初,当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登陆之后战局急转直下,上海防御战遭到惨败。在中国军队溃退的过程中,耗资100余万元修建的“东方兴登堡防线”未发挥任何抵抗作用就被抛弃了。南京失守后,德国顾问团大多数成员随国民政府撤往武汉,此后他们实际上已没有多少工作可做。
中日战争迅速升级并趋于旷日持久,意味着德国顾问团在华使命的终结。虽然在战争初起时德国宣布中立,并向中方表示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同中日冲突没有任何关系;但随着战争的扩大,德国的中立实际已难以维持,中德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1937年10月下旬至1938年1月中旬,德国政府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冲突。这次调停失败后,德国政府接连采取了一系列迎合日本的措施,中德关系急转直下。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国将正式承认“满洲国”。3月,德国单方面决定中止已实施多年的中国军事学员赴德训练的合作项目。4月,戈林下令禁止对华输出军火,德国外交部向中方交涉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6月下旬,为迫使顾问们尽快离华,德方发出极其严厉的训令:凡不遵从者,“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销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②。随后,德方以中国未能如期允准全体德国顾问离华为由先行召回驻华大使陶德曼,此后再未派出驻华大使。7月5日,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离华返德。
自1938年起,国民政府为挽回中德关系所作的外交努力几乎无一奏效,唯一的例外是德方又放行了一批军火。当年7月,经过中方有关人员和德国厂商的多次游说,德国政府最后默许将禁运前中方订购而应于7月交货的军火转交芬兰公司启运。③在维持了几年冷淡的关系之后,1941年7月1日,德国正式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重庆国民政府终于宣布与之断交。
二、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
1938年6月,在德国军事顾问即将从中国撤出的时候,27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抵达中国,帮助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和扩张。
苏联军事顾问第一次来华服务是在中国大革命时期。1923年至1924年期间,苏联在援助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权的同时,又与北京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1927年,苏联对华关系遭到双重挫折:4月,蒋介石在北伐中途公开实行反苏反共政策,致使苏联与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之间的关系破裂;几乎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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