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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祖康是王洪文的贴身秘书。“文化大革命”十年，廖祖康一直在王洪文身边工作。
在一个很难寻找的单位里，我找到了他。他希望能过平静的生活，所以他谢绝采访，不愿重提往事。
1976年10月6日，那四颗灾星被一举扫落，而他却是10月5日在上海举行婚礼！新婚才9天，他奉命于10月14日飞往北京，一到那里便被送入北京卫戍区隔离审查，从此，与新婚之妻天各一方。然而，她一直等着他，等了那么些年，终于等到他恢复人身自由。他们这才有了一个小女儿。一家三口，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珍惜小家庭的安宁、幸福、团聚，所以他几乎不谈“文化大革命”。
廖祖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不过18岁。我问廖祖康怎么会成为王洪文的贴身秘书，他很爽快地说出了其中的缘由：
1966年夏天，他和上棉十七厂技校里的几个同学在黄浦江游泳，看到一艘轮船停在江中，他爬了上去，想歇个脚。不料，那是一艘外轮，穿着一条游泳裤衩的他被边防人员扣住。当时，王洪文前来处理，并未说他“偷渡国境”之类，保了他。从此，他打心底里感激王洪文。因为那件事一旦上了大字报，他就怎么也洗刷不清了。
后来，王洪文从北京串连回来，在厂门口受到围攻。廖祖康带着一批技校红卫兵把他救出重围。这样，王洪文看中了他。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首领，成天在“司令部”工作，很少回厂，也很少回到就在厂附近的家中。王洪文需要一个人跑跑腿，送送厂里的材料，送送家里的衣服，他选中了头脑灵活的廖祖康。
王洪文不断升迁，从“工总司”司令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廖祖康一直跟随左右，做他的秘书。
1972年9月，毛泽东调王洪文进京时，连王洪文也不知道去干什么，据廖祖康回忆，当时只说去京学习，所以王洪文只带个旅行袋和他一起离开上海，以为是短期出差。
最初，王洪文在那里想念上海，巴不得早一天结束这种“学习”回上海去。后来，王洪文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理所当然安心了。
在1973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正式把王洪文从上海调入中央，这意味着王洪文结束了在北京的“见习期”。在中共“十大”上，王洪文一跃而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王洪文便失宠于毛泽东，其中的原因便是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邓小平取代了王洪文，王洪文对邓小平恨之入骨，于是，便发生了“长沙告状事件”。
“其实，王洪文去长沙两次。”廖祖康说道，“第一次是在1974年10月17日，那一次我没有跟他一起去。第二次是在12月。我和他一起飞往长沙。那一次的情况我了解……”飞抵长沙后当天，毛泽东便接见了周恩来和王洪文，当时，廖祖康坐在外面，不知道毛泽东跟他们谈些什么，只是发觉王洪文出来后闷闷不乐，双眉紧皱。事后才知道，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了王洪文：“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你不要搞‘四人帮！”翌日，毛泽东更尖锐地批评王洪文，要他写书面检讨。
我问廖祖康，王洪文身为党的副主席，却在中南海钓鱼、打鸟、玩摩托车，是否确有其事。廖祖康说：“事情是有的。不过，王洪文刚进北京时曾经十分小心谨慎。后来，他失意了，就玩了起来。这可以说是他失意时心情的流露。我曾劝过他，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在这里蓬蓬蓬骑摩托车兜风，别人会怎样说你？影响多不好！可是，当时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廖祖康还说：“我以为，王洪文也有一个转变过程。他是慢慢地变过去的。一开始造反的时候，他也只以为是响应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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