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周恩来担负的工作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何况他是政务院总理，国内的大量政务同样需要他来处理。1951年夏天，他病倒了，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和政治局的决定，到大连休养了一个多月，这在他一生中是极少有的。

　　再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

　　这是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过去对编制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几乎没有经验可言，所需的资料也不齐全。困难可想而知。

　　当时，先在陈云主持下，由各财经部门分别搞出五年期间工作的初步设想材料。这是计划编制工作的重要基础，但还缺少一个整体性的考虑。

　　1952年7月初，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刘少奇等，提出：“在七月份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这里讲的“交涉材料”，是指同苏联谈判的材料。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紧张工作，周恩来执笔写成《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并提出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在此基础上，由他主持在8月中旬写成《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对五年建设的方针和各项主要指标作了详细的阐述。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春等）访问苏联，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并商谈要求苏联给予援助的有关问题。

　　当五年建设的大政方针确定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编制工作在陈云、李富春主持下进行。计划草案初稿，又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于1954年11月在广州用20来天时间仔细地审核修改。第二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

　　至于在有些领域内，特别是外交工作方面，周恩来不仅是执行者，而且是许多重大决策的提出者，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以及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的临机决断等。这些事情，大家都很熟悉，就不多说了。

　　二

　　当然，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不可能对任何问题的想法都一模一样。特别是，当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两人在有些问题上表现出有差异，甚至有分歧，那是很正常的。这种状况，在20世纪50年代表现得也比较明显。

　　总体来说，毛泽东无论在政治视野和战略眼光上，还是驾驭全局的能力上，要高于周恩来。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周恩来所以衷心钦佩并服从毛泽东的原因所在。但周恩来的周密和稳健，有时对毛泽东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他们两人由于所处地位和工作岗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注意力的侧重点，有时也会有所不同。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周恩来青年时代曾长时间地生活在日本、法国、德国等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出国访问和参加会议的时间也比较多；而毛泽东除两次去苏联外，没有离开过中国。人的认识，总是多少会受到他的经验的影响，这也是构成他们认识上有时产生某些差异以至分歧的一个因素。

　　先说差异。

　　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一年。这一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而苏联模式在发展中已暴露出不少问题，中国领导人正在考虑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一条自己的路。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著作，并成为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的基调；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