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他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谈到发生林彪事件的教训说：过去军队就是不统一嘛！我这个人犯了错误,就是进城以后不管军队。结果就闹山头主义,也闹宗派主义。（你们）将来和平了,不要学我们犯错误。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从去年8月庐山会议以来,这一年多,我就改正了错误,整顿我们的军队。

　　1972年6月,他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第一次对外点了林彪的名,又批判极“左”派说：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100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外交部）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的“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

　　12月,他对刘建章家属反映监狱中搞  “法西斯审查”的来信批示说：“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1973年1月,李德生传达了毛泽东针对破坏民族政策现象做出的指示：“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特别是民族政策。现在地方民族主义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汉族主义比较大,需要再教育。”可以说,毛泽东的这些自我批评和指示并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体错误方针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也未反映出完全清醒的认识,但毛泽东的这些举措,确实使周恩来在一定时期内掌握了部分扭转“文革”方向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