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秋等进行了反复审讯，通过逼供、诱供、指供，制造伪证。尽管如此，专案组所掌握的材料仍不能证明这些同志有叛变行为，相反倒能说明他们是狱中斗争的真正英雄。但是，林彪、康生和江青等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为了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他们置那些言之凿凿的证据材料于不顾，而企图以郑大伦、徐梦秋提供的假供为依据，通过刑讯逼供迫使当年这些曾在新疆狱中备受折磨而坚贞不屈的同志承认其是“叛徒”，结果自然是枉费心机，惨遭失败。在此情况下，康生于1968年6月1日听取了专案组的汇报，并斥责专案人员说：“我的初步印象是，你们思想有些乱，工作有些慢，力量有些散。本来，马明方专案比较起来，是比较容易进行的专案，因为有大量的材料，有很多敌伪人员都在……”实际上，康生对被列为审查对象的这些同志当年在新疆监狱斗争的情况和出狱的经过是清楚的：1946年7月11日，当这批人员无罪获释回到延安时，他曾亲自去七里铺欢迎；当这批人经过严格审查并进行休整后，他又参与了为其分配工作。然而现在，他却睁着眼睛说瞎话：“新疆案子有一个重要特点：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等这帮人捏成了一个组织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隐瞒，销毁证据，掩盖他们的叛徒面目，这是不要费多大劲就能想到的。”他甚至还无中生有地说：“这些人出来前，派人和张治中谈判，要出材料作交换条件。张治中是国民党的代表。这些人不仅是集体隐瞒，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党，投敌叛变。他们在监狱和国民党合伙销毁证据，然后和国民党一块潜伏到我们党内，集体向党隐瞒。”
在康生的这次讲话后，“四三”专案组进行了整顿，并写了书面检讨，其党支部副书记也被调离，返回原单位。为了实现“九大前将叛徒、特务清除出党”的阴谋，林彪、康生、江青等迫不急待地要给马明方等定性、定案。8月11日，康生在另一次讲话中说：“马明方专案，能定：一、叛徒问题，可定；二、投降国民党问题，可定；三、包庇特务很突出，可定；四、特嫌；五、高岗反党集团。”于是，当年从新疆监狱集体获释回到延安的这批同志便被定为“马明方叛徒集团”。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感到心虚。为了搜罗、补足“证据”，专案组于1969年3月又派人到新疆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调查。在有些地方，他们甚至掘地三尺，翻挖一通，却依然是空忙了一场。即便如此，马明方等还是被康生强行定了案。
历经周折 沉冤得雪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久，中央对当时遍及全国的各种冤假错案进行了清理、复查和平反。蒙冤负屈的马明方等同志也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央申诉，给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反映受害情况，说明事实真相。
1974年，北京航空学院的李长喜、罗世忠和王精业3人受命对该学院原党委副书记程九柯的历史及其有关人员的问题进行复查。经过5个月的调查后，他们于次年3月向中央书面报告了调查情况和结论。报告分析“马明方案”久拖不决的主要原因是“有些专案组还带着老框框”，“中央二办曾封存过新疆敌档中有关说明这批人无问题的材料，不让下边查阅和引用”，以及“等待中央专案组统一做结论”。并明确指出：大量的材料说明，这些同志根本不是什么“叛徒”，而是英勇斗敌的英雄。其释放是无条件的，过去那种因为他们都加入了国民党甚至特务组织，所以才被张治中释放的说法，纯属讹传，应予否定。与此同时，毛泽东就此案作出了指示：全国冤案太多，各个专案都已搞了多年，再不结案，非把人整死不可。因而毛主席要求先把关着的人放出来，按不同情况分别结案。年底，中央三办奉命对“马明方案”进行复查、结案。他们在查阅大量的敌伪档案材料和曾被吴法宪等扣押的档案材料之后，发现了许多能够确凿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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