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炜，你要照顾好大姐……”一双瘦得几乎皮包骨头的手从被子下伸出来，紧紧握住赵炜的手，1975年11月初的一天，赵炜陪邓颖超去医院探望刚刚作做完一次大手术的周恩来，已被病魔折磨得不足百斤的周恩来把心里最沉甸甸的嘱托交给了赵炜。

　　赵炜清楚，周恩来在自己最后时刻做出的那番嘱托意味着什么。30年前那个寒冷的1月，她搀扶着邓颖超，与周恩来作了最后告别;14年前，像女儿对母亲一样，赵炜又服侍邓大姐走完最后一程。从1955年至1976年总理去世，她为总理工作服务了21年;从1965年起她又任邓颖超的秘书，直至1992年邓颖超去世。

　　有人说，只有近距离感受到的伟大才可称其为真正的“伟大”——光环褪尽、还原为生活中的普通人后，他（她）所折射的人性光辉才是最震撼、最持久的一种力量。而赵炜眼中的周恩来，便正如此。
 

　　闲暇时，邓颖超总爱和赵炜讲起她的那一双孩子。“她常念叨那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她说，赵炜，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啊！”赵炜宽慰她:“大姐，您不是赛仙家吗？”邓颖超笑笑说:“仙家虚无缥缈，还是一枝花实在。”

　　开国总理的家庭

　　“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呢！”一次闲聊时邓颖超跟赵炜提起了孩子这个话题。1925年结婚后不久，邓大姐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买了一些中成药，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结果一个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发了很大的火，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邓颖超告诉赵炜，她是第一次看到周总理发那么大的火，“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了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那是一个男孩儿，如果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邓颖超拍着赵炜的肩膀说。

　　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却又因为“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的分裂而必须逃离广州。在这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一个信基督的医生把她藏在院后的一个地方，每天都锁上门，由护士来送饭。最后他们把邓大姐化装成他们的护士，与母亲一起先到了香港，然后辗转到上海。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此后再没有怀上过孩子。

　　但邓颖超的内心仍有做母亲的渴望。解放后，邓颖超曾化名到北京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大夫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当时没有认出总理夫人的林巧稚认为她不太可能再怀孕。在得知邓颖超的真实身份后，林巧稚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邓颖超最终还是放弃了。

　　当年赵炜在有一个12岁的儿子之后发现自己又怀孕时，曾想坚决地打掉。得知赵炜的想法，邓颖超先是委婉劝了几次，让赵炜把孩子生下来;见赵炜仍在犹犹豫豫，她最后竟有点“急”了。邓颖超后来对赵炜的女儿格外喜欢，不但给她取了名字，还总是不忘告诉这个幸运的小生命:“你的命是我保下来的！”她特别愿意听孩子甜甜地喊她一声“奶奶”。

　　“虽然没孩子，但我跟她接触几十年，没感到她不幸福。”赵炜说。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他们喜欢孩子，也经常带孩子过来和老两口玩。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把父母般的爱，给了烈士后代，这是广为人知的事情。曾经有文章说他们两人养育了十个烈士子弟，这十个孩子是谁，赵炜没考证也没问过邓颖超。但以她在西花厅的经历，“一直和总理、邓大姐保持非同寻常联系的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