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彭真的地位还可以，是中央秘书长，还管着罗的事。记得会议中间，他去接电话，回来说罗(3月18日)跳楼把腿摔坏了。这时毛主席有些惊讶的样子，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听起来那意思是官司刚开始打，就跳楼，官司还在后头呢。

　　我想主席还在观察，从事后的事态发展也可以看出，主席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中央还未做结论嘛。主席还在考虑还可能牵扯到什么人。

　　3月会议主要点了杨尚昆、陆定一的事，还听了江青介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奋。光听会上的揭发，罗的问题就大了。

　　20日上午会议结束。

　　21日，陶铸领头，大区书记们参观了花坞、玉泉。我们离开杭州到上海。23日从上海飞回北京，当天召开书记处会议。

　　毛泽东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不愿在那里住

　　杭州会议后，学术批判不断升温。4月9日—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

　　会后马上就召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又叫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我于14日从邯郸返京，15日飞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当时来的人比较少，就安排在西泠宾馆(八层楼)。

　　彭真来得晚，我们还换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层。

　　叶帅也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3月不是刚开了会?”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叶帅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后，要求和毛主席见面谈话。彭真和徐业夫讲时我正在旁边。彭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徐业夫会转告的，可是主席没有见彭真。这样我们就知道事情大了。

　　会还没有正式开，18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的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并加《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有所检查，并提到《前线》发刊词。康生讲这是个假批判，真包庇，假装自我批评。又说《前线》也发了一篇文章，他始终没有看到。我们知道“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委。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是按照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19日开始开会。

　　20日、22日、24日、25日在主席那里开了几次会。主席谈得很活跃、和缓，但讲话中插的那几句话就重了。主席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在那里住，愿到上海来。那时柯庆施和江青已联系较多。1965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来密谋策划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文。我们在西泠宾馆吃过饭出去散步时，六个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敢和彭真并行，也不和他讲话。我还和他讲话，因为彭真1938年就是我的上级，关系可以。但我们也只能讲些废话，“天热了……”谁也不敢讲正题。

　　中央指定我和宋任穷“陪”彭真回北京

　　4月21日少奇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后回到杭州，主持了类似政治局的会议。因为少奇从3月2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

　　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将毛主席的讲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王任重记录的特点是谁的话都记，但只记要点。我的记录是记毛主席的原话，但是别人的插话就记不下来了。我一看他的记录同我的不尽相同，就没有往外拿我的记录稿。

　　王任重起草的文件，后来改动很大，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