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谈话大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临走时，洪学智起身又特别交代：“以后不管是我的家人，还是其他的什么人，不管是谁，不该办的事一定不能办，这一条你也要特别注意。”洪学智对“公”与“私”的界线如此泾渭分明，对自身和家人的要求非常严格。

    秘书邢奇宝离开首长家的时候，内心的那种忐忑不安已被一种全新的敬佩、感动所替代。他回忆说：以后岁月里，我始终感觉首长是一部教科书、是一所大学校，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讲，初次见面的这次谈话就是他给我上的非常重要的第一课。为了适应首长工作的快节奏，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和爱人商量，决定将不到入托年龄的孩子送到幼儿园，并办成全托。

    洪学智二度出任总后勤部部长后，面对“文革”遗留问题，他大刀阔斧，拨乱反正，没白天黑夜地工作，加班加点更是常有的事，常常白天开会、谈话，晚上批阅文件，有时感冒发烧也不去医院治疗，随便吃点药应付一下。面对这样一个已七十多岁的老人，他身边工作人员在敬佩之余，不由得为之心疼。大家无不感慨：如果人人都能像他那样对待工作，世上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情。

    有一件事至今仍深深印在秘书邢奇宝的脑海里：有一年，首长下部队乘车返回途中，发现车上多了一布袋花生，立即追问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报告说，是基层官兵的一点心意，特意从地里挖了点送给您的。没料到首长立即火了：“我们到部队来，吃着部队的，住着部队的，走了还拿人家部队的东西，哪有这样的道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一小袋花生”竟让首长一路上都没有高兴起来。他不仅教育了工作人员一路，而且以后还多次拿这事教育大家严守他的“铁令”。

    那年，洪学智到兰州出差，回京前的晚上，他催促秘书找管理人员把账结了。结账时，对方办事人员恰巧不在，秘书见时间已晚，觉得第二天一早结账也来得及，当晚也就没有再找人抓落实。结果第二天起床一照面，他立即就问结账的事，一听说还没结，立即就火了：“什么找不到人，快去把账结了，否则我们不能走！”直到他见到票据，才起身离开。

    还有一次，洪学智到外地休假，假期结束前，他要求秘书邢奇宝把随行人数和应缴纳的费用情况送他审核，然而在他那里却没有过关。洪学智说：“组织上对我们来这里休假已给了很大照顾，我们必须严格按标准执行，绝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否则心里不踏实。”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社会风气有不好的一面，别人怎么做我管不了，但咱们自己一定要做好，不能让人背后戳脊梁骨，说闲话。我现在管的是全军的钱物，到部队里去哪怕是拿了一点东西，占了一点便宜，官兵们会怎么看、怎么想？如果身居要位的人这个拿一点，那个占一点，必然会带坏部队风气。部队风气如果坏了，怎么还能指望他们去好好打仗！”

    事实上，洪学智将军的“铁令”还有：出差不允许子女搭车，任何时候都不许用公家的钱请吃请喝，下部队就餐严格执行“四菜一汤”、摆酒一律不喝，饭桌上不许有剩饭，部队和下级送的礼一律不收等，一同被称之为“八条铁令”，并始终认真执行着。时间久了，大家觉得这些“铁令”过于苛刻，请他“灵活”一下，但洪老将军坚决反对。他说：“鱼儿为什么会上钩？就是一点一点的被引诱的！这些看似小事，实则反映根本，许多人犯错误都是从这些看似点滴小事开始的，大家必须从细微之处从严做起。”

    与洪学智对自己几近“抠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和家人对待他人则特别爽快和大方。类似“雪中送炭”的事，对于他的家庭来说早已习以为常，成为一种家风得以传承。自1994年开始，洪学智夫人张文及八个子女，一直坚持每人资助一名来自革命老区的北大贫困大学生，直到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洪学智的家乡安徽金寨属于革命老区，不少乡亲生活过得依然拮据，当获知家乡人确实遇到困难时，洪学智常常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点钱来进行接济；当身边工作人员生病或家里遇到困难时，他一家人慷慨相助。有一年，洪学智身边一位工作人员患病需要进行换肾治疗，八个子女纷纷捐款。就连刚刚参加工作不久、从小就非常懂事的长孙——洪恺，也主动从首月工资中拿出1000元加入到了家庭捐款行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