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元（1898～1946），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竹林村人。1927年2月参加了村农民协会，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村苏维埃主席和合作社主任，红二十五军经理处总务科长、军经理部主任，皖西道委经济处主任，红二十八军经理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四支队供给部长 ，新四军二师供给部长，第五师供给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供给部部长。1946年在中原突围中牺牲。

    1927年2月，农民运动的火种从湖南农村传到了大别山区，吴先元积极报名参加了村里的农民协会，斗土豪、分田地，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之中。

    这年11月13日，声势浩大的黄麻起义爆发了。吴先元参加了紫云区农民自卫军，担任攻打黄安城北门的任务。只见他手持大刀，威风凛凛，一马当先，随突击队率先攻入北门，配合自卫队主力，直捣县衙门，生擒敌县长贺守忠，攻占了警察局，把红旗插上了古老的黄安城头。黄麻起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民，震撼了敌人。12月5日夜，敌第十二军的一个师突袭黄安县城，起义军与敌激战拼杀，终因寡不敌众，占领了仅仅21天的黄安城又重陷敌手，无数革命战士和群众惨遭杀戮。吴先元悲愤满腔，被迫转入秘密斗争。

    吴先元虽然只读了两年私塾，但由于他刻苦努力，能粗识文字，特别是会一手好算盘，参加革命后，组织上安排他当乡镇农民合作社会计、主任，192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吴先元任鄂豫皖根据地紫云农民合作社经理。他紧紧依靠群众，大力发展合作经济，千方百计地从白区购买食盐、西药、布匹等根据地必需的紧缺物资，缓解了根据地供给困难的局面。在活跃根据地经济的工作中，开始显示了他当家理财的卓越才能。

    1932年5月，吴先元由地方转入部队，正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二十五军经理处总务科长。从此，他走上了军旅“粮草官”的艰难生涯。7月，他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经理处主任。10月，他又调任红二十八军经理处总务科长。

    古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吴先元这个“粮草官”正处在要钱没钱，要粮没粮，白手起家非常困难的岁月，肩负的担子就更重了。在此期间，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物资供应极端困难。“野菜是我粮，山林是我房，石板是我床……”就是当时生活的生动写照。吴先元利用部队在金家寨、大小马店缴获的白军和民团的一些粮食和布匹，巧作安排，精打细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想方设法解决部队的吃饭和穿衣问题，有力地粉碎了敌人封锁围攻根据地，妄图饿死、困死、冻死红军的罪恶阴谋。

    1934年4月，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在商城豹子岩会师后，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吴先元任红二十五军经理部主任。11月，红二十五军奉中共中央的指示，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长征北上。吴先元被留在根据地，任中共皖西道委经济处主任。

    红二十五军战略转换后，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17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残酷地“清剿”。敌人的血腥屠杀，加之疫病流行，使得边区经济更为萧条，物资奇缺，军民的生活更加困难。但是，根据地的军民并没有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没有被重重的困难所屈服。11月中下旬，在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的领导下，在立煌县(今金寨县)沙河店整编部队，成立了红二一八团(团长罗成云，政委熊大海，全团约700人)，继续坚持鄂豫皖边的斗争。此时，大别山区已进入严冬，目睹指战员的破衣烂衫，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看着一些手脚被冻坏甚至致残的战士，吴先元不由得阵阵心酸，痛如刀割。他感到当务之急就是为部队筹集过冬棉衣。但当时红军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哪有布匹和棉花啊。为弄到一点粮食、一寸布，都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甚至用血的代价通过重重封锁线，潜入白区，取之于敌。1934年底，部队在立煌县九棵松打粮，从地主豪绅家里缴获了不少布匹。吴先元如获珍宝，组织被服厂的同志，精打细算，用有限的布匹为部队连夜赶做冬服，或缝制衬衣，或改单衣为夹衣，或改夹衣为棉衣，陆续将冬服发到指战员手中，解决了部队过冬的难题。

    1935年3月24日，红军驻熊家河孤山的后勤机关被敌人突然包围，后方机关的同志大部遇害，吴先元也被俘。狡猾的敌人知道他是经理部主任后，便逼他带路，上山找钱，找物，找武器弹药。吴先元沉着镇静，将计就计，将敌人带到一个山顶上，谎说枪支弹药就埋在那里，敌人信以为真，到处寻找。他趁敌不备，一骨碌滚到山脚下，钻进了深山密林，藏了整整八昼夜。渴了，喝几口泉水；饿了，采几个野果充饥；夜间用枯树叶御寒。他历尽艰辛，忍着遍身摔伤的疼痛，终于摆脱了敌人，找到了部队。

    1935年2月3日，高敬亭在太湖县凉亭坳召开会议，决定将红二一八团与鄂东北独立团合编，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红二十八军下辖第八十二师和手枪团。同年4月上旬，吴先元被任命为红八十二师经理部(后勤部)主任。在敌人的频繁“清剿”下，皖西北的医院等后方机关成了敌人破坏的重点，难以继续存在。为了免遭敌人的破坏，他将后方机关化整为零，分散到主力红军和便衣队中去，既保存了后勤工作骨干，又保障了部队的供给。

    在艰苦的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中，吴先元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后勤机关、便衣队和人民群众，开源节流，克服重重困难，为红二十八军、道委机关、后方医院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为了保障供给，他经常找地方党组织联系，收集情报，筹集粮款。他常常采取伪装偷营等方法，摧毁敌炮楼，为便衣队清扫障碍，为受难群众解围。他还经常亲自带领便衣队，挑着各种物资，时而出现在敌人眼皮底下，而不被敌人所发觉；偶尔被敌人包围，也能巧妙甩掉敌人，摸着小路转移到安全地区。他斗争方法灵活，尽量避免同敌正规军作战，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地方反动武装，并将收复的土地和缴获的浮财分给当地穷人和有困难的红军家属，因此他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众口皆碑，夸他是难不倒的“粮草官”。

    1938年2月，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和周骏鸣领导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吴先元任经理主任。部队改编后，尽管国民党政府每月发给四支队两万元的军费，但还是满足不了部队作战的需要，战士生活仍很困难。为了保障供给，坚持抗战，他费尽心血巧理粮财。平日，他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发展生产，还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部队每到一地，一方面捉拿汉奸和不法地主，没收他们的财产，用以补充自己；一方面请当地开明地主、名流士绅座谈，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讲述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使一些开明地主和名流绅士纷纷向四支队捐粮、捐物、捐钱，支援四支队东进抗日。同时，他积极创办和扩建医院、兵工厂、被服厂，使四支队能自力更生，随时应付各种突变情况，独立自主地进行抗战。抗战初期，他主持组建的被服厂，由开始的几个人很快扩大到四个班，拥有四部缝纫机，为抗日将士赶制了一批又一批军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