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1935年1月）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它对于党和红军的前途与命运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以遵义会议为节点，红军由之前十分艰险的处境而发生重大转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导下，红军走向冲破困难而取得长征胜利的道路。这是人们应该详知的历史事实。

    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先后三次去过遵义会议旧址纪念馆，竭诚参观了那座会址小楼以及相关的一切。三次参观，设施和相关资料一次比一次更丰富，也更完备。最使我感到惊喜的是最近这一次，亦即2015年9月，因去贵州紫金洞采风，又专程拜谒了遵义会址。在一楼的原警卫室的门前，一个很眼熟的标示中，看到了八十年前遵义会议期间的警卫组、机要组和其他配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名单。其中有三位同志是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见过的，而其中一位还曾有过较深的接触。他们是：五十年代的中共中央机要局局长李质忠、中央军委机要局局长黄有凤（在标志牌上写的是黄友凤，实为一人），还有当时的中共中央华东局机要处处长肖光。这三位老同志中，李、黄二位是我在北京机要工作会议中见到的，但只听过他们的讲话，没有单独接触。而肖光同志则是在他1951年和1952年去当时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兼山东军区机要处检查工作（或去北京途经济南）时，曾见过面，并进行过亲切的谈话。因为在1951——1952年，我曾先后两次创造了机要译电数量质量的新纪录，超过普通标准的三至四倍而受到了上级领导机关的表彰。当然作为领导机关的华东局机要处，肖光处长是很了解情况的。所以他先后两次和我谈话也就不足为怪。不过，他并没有过多谈及我个人的“业绩”，而是以宏观的高度谈到机要译电工作的重要性，并对我进行鼓励。在这之前，我处的张副处长就曾对我讲过肖光同志是一位老红军干部，十二三岁就参加了革命，并参加了长征。至于在遵义会议的经历，还是肖光同志与我谈话中“带”出来的——他那时就是一名小机要译电员。

    他曾问我去没去过贵州遵义，我说没去过。他说遵义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有一段话我永生不会忘记，而且我在别的地方也从未见到和听到过。肖光同志说那是遵义会议期间在吃饭时听毛泽东主席随便说起的话题。主席说：“遵义这个地名好，遵义遵义，我们干革命就是要遵行人间大义。”

    虽然已过去六十多年，但肖光同志与我接触时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他个头不高，但敦实匀称，两次见面时都身着蓝灰色的干部服，军帽也是同样颜色的，整齐笔挺。说话时好像带一点广东口音，但不难懂。当时我不便问他多大岁数，我们的张副处长也没有对我讲。我判断他至多有四十岁，或者仅仅三十多岁也说不定。因为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所说的“老”红军、“老”干部实际上岁数并不大，若以今天的观点来说，其实还是很年轻的哩。

    第三次遵义之行引发出我对故人亲历过的一段记忆。肖光同志，还有上述我亦见过而未深谈的另两位老同志，今天或已作古；如果在世，亦应该有九十好几甚至是百岁高龄。我因1956年报考大学而离开机要战线，不再知道他们的讯息，却一直也未忘记。对照他们，我从经历和年龄上说，应属于承前启后的阶段，理应成为他们革命精神（包括我所知的革命经历）的继承者。所谓薪火相传，不致断裂。此应为理所当然之责任。如此，始不愧焉。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人民日报》文艺部原副主任，著有长篇小说《同在蓝天下》、《石英精短诗选》、《石英杂文随笔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