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琴秋和邓颖超（网上下载）

    四、妇女独立团（运送伤员）

    1934年3月，在巴中召开了第三次党代表大会。

    党代会决定武装全苏区和扩编妇女独立团，团长曾广澜，政委张琴秋，付团长刘百兴。

    共编成4个连，一丶二丶三连各有120人左右，四连有90多个人。共有党员230名，团员300多名。团有党委，连有党丶团支部。团部有司号班丶传令排丶马夫丶炊事员等编制。各连有连长丶指导员丶司务长丶文书丶通讯员丶司号员丶炊事班。

    为了战斗时怕敌人发现是女的和免得生虱子，以及便利负伤时治疗，同志们一律剃光头，像男同志一样。服装是灰色的，戴八角军帽，扎绑腿，每人有夹被一床，还有登山用的脚码子丶手钩子，以及揹生丶熟干粮用的袋子各一条。连级干部是马枪，战土为歩枪，每人手榴弹两枚。

    我母亲听了张国焘的报告，回去不久，总部又把女同志集中起来，成立了妇女独立二团，二团的主要仼务是：

    （1）保卫后方机关、医院、仑库；
    （2）清剿土匪；
    （3）运输武器、弹药等物资；
    （4）转运伤兵。

    妇女独立二团驻在川北旺芲坝一带，担任后方警戒和肃清反动武装的仼务。

    团长叫刘百兴，湖北人，很能干，个子较高，也没啥文化，打仗是最凶的了。她是军长余天云的爱人，打杀牛坪时打了败仗，被说成是‘AB团’的, 把刘百兴整到后方来.。余天云军长在雅安打仗时, 说是犯了什么错误, 张国焘派人把他绑起来。过丹巴那河时, 刘百兴听说爱人余天云军长被张国焘杀了, 她很生气, 就跳河淹死了。妇女独立二团，有个男的当付团长。

    当时，我母亲在独立二团一营一连当连长，代理指导员。以后，指导员潘家珍来了，她是巴中人，两个一直在连里工作。

    一天早上，连里排以上干部和共产党员，赶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参加会议。这是一次部署转移伤病员的任务。

    陈昌奉首长主持，他说：“光是部队转移是很容易的，揹上背包，扛起抡扞就走了。困难的是总医院有1000多名伤病员，其中需要用担架转运的达五、六百人。这些同志为旡产阶级革命事业负了伤，流了血，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容许丢掉一个。”

    我母亲和指导员回到连里，立即召开班长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了上级指示，并具体地分配了仼务。然后，组织大家进行讨论，各班丶排长纷纷发言，异口同声地表示：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圆满完成党交给的仼务。

    大个子二、三个人抬一付担架，小个子四个人抬一付担架。

    各班都紧张地做开了准备工作，修补鞋子，还老乡的用具，抬过担架的同志，在一遍又一遍的做示范动作，告诉那些没有抬过担架的同志，如何走步子，如何转弯，怎样上岭，怎样下坡等等。

    晚上，我母亲和指导员，再次检査了各班的准备工作。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起床，吃饭。队伍迅速集合在一块宽阔的地坪里。这正是暮春三月时节，川北的早晨还相当的冷，一阵北风吹来，树梢儿沙沙作响，人们不由得打个寒战。

    指导员向站在面前的战士们讲了话，队伍向总医院走去。按照医护人员的安排，抬着50多名伤病员，迎着金色的朝阳向永宁铺进发了。

    从旺芲坝到永宁铺有100里路，是一条地地道道的羊肠小路，很不好走，为了安全和抄近道，我们选择的路线，是一条很少有行人来往的山路。两旁荆棘丛生，路面铺满了尖利的碎石子，行走时稍不小心，就有滑倒的危险。

    我们一连大多是18岁到25岁的姑娘，年轻力壮，执行仼务时都有一股子“虎”劲，一出发，就以最快的速度赶路。从旺芲坝出发，走了不到30里路，大家己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肩膀也是一阵比一阵胀痛。但谁也不叫苦，只有一个目的：如何更快丶更全安地把伤病员送到目的地。

    共产党员李秀英在地主家干活时，经常给地主太太抬轿，有一套抬轿子的经验，成天有说有笑，乐呵呵的，干起工作来，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她和史忠花抬着一副担架走在最前面，不时向后面发出“同志们啦，加油赶呀！” 的喊声。

    一迂到转弯的地方，她两个就像老把式那样一唱一和：

    “前面大转弯哪！”
    “两手扶紧担架杆哪！”
    “前面十字拐哪！”
    “前摆后不摆哪！”
    ………。

    这样，不仅给后面的同志报了路，而且，逗得我们许多同志噗噗直笑，肩上的担子也觉得轻了许多。

    中午时分，太阳散出强烈的光茫。当担架队进入到一抉林阴地帶时。

    “休息20分钟！”

    司务长给大家分发干粮，弄一点凉水给大家解渴。然后，带两名炊事员，到附近山沟里转了一阵返回来，手中的铁皮小桶轻飘飘，就知没弄到水。

    “连长，没弄到水！

    “怎么这里会没有水呢？山高有好水嘛！”

    “水是有一点，就是太脏了，水里有小虫子，不能喝！”

    听了司务长的回答，没再说什么。看着周围的同志们，睁着疲倦的眼睛，在“吧嗒”着嘴唇。

    水，多么需要水啊！哪怕少到一人一口也好。可是，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腰里，到那儿去弄水呢？再说，时间也不充许我们在这里耽搁啊！这时，只见指导员抓了一把炒面放在嘴里，勉强咽了下去，接着，周围的同志们也都吃开了。

    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知道没弄到水，纷纷将自已的水壶，往我们抬担架的战土们手里塞，但我们都没有接，因为我们知道：水，对于一个伤病员来说是最需要的了。

    在我母亲和指导员身旁的伤病员小吴，艰难地支撑起身子，用颤抖的双手捧起水壶，一定要我俩喝上几口，我俩婉言谢绝了，他转过身去，坚持又要把水壶递给司务长和李秀英丶向忠花，她们费了好一番功夫，好说歹说，才说服了他。

    小吴睁着因激动而充满目泪花的双眼，向我们这些渴得嘴唇发干的担架队员说：

    “想起过去在老财家里当长工时，病了不仅没人管，反而逼着我出工。现在，你们用肩膀抬着我们走，一点点水也要留给我们喝。唉，真是太关心我们了！”

    小吴的话, 感动着其他伤病员, 也感动了我们, 一时大家都无语。

    “同志们，唱个歌吧！” 李秀英喊了起来，便带头唱了起来：

    我们红军都是工农起，受了豪绅多少气，
    掠夺我政治，剥夺我经济，屠杀我人民，
    我们团结一条心，打倒豪坤地主不留情！

    歌声在树林里飞扬，在山谷里飘荡，它赶走了我们身上的疲劳，伎我们忘记了干渴，在一片雄壮的歌声中，我们抬着担架又啟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