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鼎铭

李振三

    李雪松，女，1942年出生于延安，中共党员。李鼎铭之孙女。
    1949--1950延安保小学习
    1950--1951西安保小学习
    1951--1953北京华北西苑小学学习
    1953--1957华北西苑小学
    1957--1963北京师大女附中学习
    1063--1969北京医学院学习
    1969--1997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职工医院主任医师
    1997至今退休

    我的祖父叫李鼎铭，大家都知道，他是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41年夏，李鼎铭先生在边区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震天介响，受到大多数议员的大力支持，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赏。

    提起我的父亲李振三，大家可能感到陌生，他是一名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中医师。多年来，中医遭受排斥和怀疑，中医师遭受冷落是必然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重新找回了中医这个中华民族的“弃儿”，号召大家振兴中医药事业，我更加坚信自己家的祖业，为自己的祖父和父亲而自豪，更加怀念自己的前辈。

    一．开明绅士，民主仁人

    李鼎铭(1879～1947)原名李丰功，陕西省米脂镇桃镇桃花峁村人。幼年家贫，无力延师，1895年寄住舅父杜斗恒（杜聿明之叔父）家中就读。李鼎铭自幼勤学好问，刻苦钻研中外历史、数学、天文学、中国古代哲学及经史子集，兼习医学，博览群书，孜孜不倦。

    1903年，李鼎铭赴绥德州应考，取为廪生（廪膳生员，科举制度名目之一，中国明、清两代由府、州、县按时发给银子和补助生活的生员）。因看不惯清末官场的腐败乱象，拒绝做官，决心致力于振兴地方教育事业。1904年回乡教私塾，后又在临水寺创办完小，1910年在绥德中学堂任教。

    辛亥革命后，李鼎铭拥护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在当地提倡放足、剪发、禁赌、破除迷信和兴办学校。1913年任米脂县东区区长，期间利用临水寺庙宇开办米脂县第一所国民小学，并兼任校长。1916年受聘于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担任国文、数学教员。1918年返乡行医，并和当地群众在桃镇创办国民高等小学，担任校长。1923年，李担任榆林道尹公署顾问、科长等职。

    李鼎铭一生淡泊明志，不慕高官厚禄。1926年，他对当局彻底失望，遂称病辞官返回故乡，一面行医，一面为地方公益事业服务。尽管经济拮据，但他多次拒绝了杨家沟大地主马醒民等的邀请，拒绝做马醒民的总管家。他为人公正，主持正义，因而在当地群众中颇有影响。

    李鼎铭青少年时期，受其舅父杜斗恒的影响，对中医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十分喜爱钻研医术，潜心研读《本草纲目》《皇帝内经》等历代名家医书，广览各种医刊（这些书籍后又传给我父亲，保存至今）。李鼎铭深究医理，收集民间医药方，博采众长，边学边用，辨证施治，诊病准确，谙熟药性，精于炮制。功夫不负有心人，坚持自学数年之后，李鼎铭成为米脂县远近闻名、德艺双馨的中医师。

    李鼎铭教书从医，紧跟共产党，为维护民族利益，为共产党出谋划策，殚精竭虑，贡献出全部才智和精力，一介书生的满腔报国热血洒在了黄土高原。李鼎铭一心一意拥护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人民解放事业贡献了一切。胡宗南侵犯延安，跟随中央边区政府转战陕北，66岁高龄身体孱弱，昼夜骑马颠簸在崎岖的山路。那次李鼎铭已经东渡过了黄河，毛泽东留在河西要开会，他又返回佳县，去往绥德途中劳累过度，脑溢血医治无效去世。

    中央大队人马东去山西，前往河北西柏坡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李鼎铭却长眠在黄土高原。他留下了一匹马，一个随身的文件小木箱，一杆旱烟棍，一身八路军制服，留下了爱国救民的眷眷之心，他所有的亲人们始终如一的跟着共产党，建设着伟大的祖国。

    二．父子情深，子承父业

    我的父亲李振三，字子纲，1889年9月26日生于陕西省米脂县桃镇桃花峁村，是李鼎铭先生的长子。李家虽家境贫寒，却以“耕读传家”闻名乡里。

    父亲自幼聪明好学，祖父对他很是喜爱，精心培育，严格要求，父亲就读于祖父在临水寺创办的完小，直到毕业。1911年2月，父亲到绥德中学学习，1916年毕业。1917年受祖父之命，父亲在家乡筹建桃花峁小学（现在称“鼎铭学校”），兼任校长并任教，主要教国文、算术。他们把好的窖洞让给其他老师住，自己和祖父住在一间小房子里。他们推行新式教学，打破了八股文的条框，一律使用白话文，还给学生门讲授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生们深受教益，激发出高昂的爱国热情，很多学生后来成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李鼎铭父子情系劳苦大众，从不嫌贫爱富，经常减免部分学生的学费。1917年，桃花峁村遭遇灾害，村民生活困难，他们带领学生课余时间参加建校劳动，种菜植树，自力更生，改善学生生活，减轻家长的负担。

    这段时间，父亲成为祖父创办地方公益事业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他们提倡新式教育，让女子放足、走进学堂，我姑姑和我母亲就带头放足、上学。师生们经常帮助村民调解家庭争议，排解地方纷争，维护农民权益。

    父亲自幼聪慧过人，祖父在村里试办中医实验所，父亲在给祖父当司药的过程中，父亲就已经暗暗刻苦钻研中医中药。后来，他亲自开辟荒地，种植药材，上山采集药材，加工研制中药，并研究试用当地特有的草药，如宁条草（一种开黄花、有须根的草）、老才洼等，治好了不少老百姓的病。

    1926年，祖父称病辞官返回故乡，专心研究医学，父亲就成了祖父李鼎铭行医的得力助手。当时祖父坐堂行医，父亲就开方取药并送医上门。他经常到偏僻的农村和疾病繁多的地方为老百姓看病。据家乡老人们回忆：“当时他们父子为群众治病吃药，从未索取报酬。富家则自己赠送钱物，贫则送给医药”。因此，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和称赞。一传十、十传百，不少患者闻名远道来求医，父亲则从不拒绝，随叫随到，风雨无阻，完全彻底为患者服务。祖父对父亲的成长非常满意，对李振三的高超医技和医德颇为赞赏。李鼎铭遇到疑难病症诊治时，总要与李振三共同探讨、研究，常常采纳父亲的意见下药，父子结成师生和朋友情谊。

    听姐姐说，1943年春天，祖父的肠胃病复发，卧床不起，父亲立即为其号脉、开方，亲自侍奉祖父服用，并不时调理药剂。有父亲的照顾，祖父的病情逐渐好起来了，饮食也一天天的正常了，家里人都很高兴。李鼎铭当着四个儿子和儿媳、女儿等的面讲起了家史，其中特别夸奖了我的父母，称“振三学医专心，医术比我有过之无不及，医道深，对我帮助很大”，并让弟妹们好好向哥哥学习。

    李鼎铭在病逝时有三大憾事，其中第一件就是医学未能流传后世，发扬光大。他要求长子李振三继承父志，弘扬祖医。在祖父的追悼会上，父亲深情的说：“我们将把悲痛变为力量。我们全家已有九人参加了革命工作，我们永远继承家父遗志，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三．投身革命，抗日救亡

    1927年，我们李家贫困交加，母亲靠捡食野菜、野果充饥，一边侍奉病瘫的祖奶奶，一边照顾幼女幼子，还要开荒种地、种树。为生计所迫，父亲忍痛抛下妻儿，出外闯荡。他先供职于榆林陆军医院，边工作边学习，以后又到西安、甘肃、内蒙等地行医，以普救疾苦为乐，养家糊口。1932年2月到1934年3月，父亲曾在定边陕西整备骑兵旅当军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父亲满怀救国大志，于1937年12月30日奔赴晋西南一带的抗日前线，经其弟介绍，到山西临汾学生游击队工作。1938年2月初，父亲被调往决死纵队第六区专署工作（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当年2月底日寇进攻晋南，父亲随部队转移至汾西山区。3月初奉命组织第六区兵工修理厂，担任厂长。

    在担任兵工修理厂厂长期间，工余时间，父亲仍然坚持为群众看病。1939年12月初，晋西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工厂随军向北转移。12月22日到达灵石孙山区后庄后，当时的负责人宣布机关向西北方向转移，工厂解散，命令我父亲自找安全地点隐蔽。拟于晚间行动，不料被叛徒出卖，被阎锡山伪208旅415团俘虏。其后两年中，父亲在伪军监视下工作，组织不堪忍受打骂的工人自救，掩护地下党的工作，暗中寻找部队的消息。

    1941年12月中旬，祖父得到消息，报告党中央。延安保安处遂派地下工作者吕生文同志来到中部县（今黄陵县）营救父亲。为了尽快脱离险境，父亲开始装病，将自制红药水含在嘴里，谎说是吐血，要求去国统区榆林治病。吕生文和我母亲拿着李鼎铭的本名“李丰功”的印记，来到父亲身边。12月30日，他们连夜赶过封锁线，早有我边防部队迎接，将父亲接到张村。沿途，父母亲受到政府亲切的慰问和照料。1942年1月6日晚，父亲终于安全到达延安，合家团聚，非常欢喜。

    回到延安后，父亲由其弟陪同拜见了毛主席等党的领导，做了长时间的谈话，毛主席亲切的询问父亲这两年的情况，得到领导的亲切关照。领导高度赞扬我父亲的爱国热情，鼓励我父亲治病救人的精神。不久，父亲被安排在延安兵工厂（当时也叫农具厂）任副厂长。自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先后任兵工厂厂长，难民工厂厂长，毛纺厂厂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调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统计处当科长。

    在繁忙的工作中，父亲从未放松过对祖国医学的研究，始终以救死扶伤为天职，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边工作，边钻研中医，阅读中医书刊。工余时间免费为领导为百姓看病，在延安的温家沟兵工厂，在沟横渠的难民工厂，还有磨家湾，不少患者慕名前来就诊。有一次，父亲看到一个人已被装在棺材中，家属痛苦流涕。父亲观察“死人”的面色，称“还有救”，立即把这人抬出来，给针灸、服药，终于起死回生，把病人从阎王手中拉回来了，家属感动极了，给钱送礼，父亲坚持不收，笑着说：“救人是我的本职”。

    四．治病救人，扶正抑邪

    父亲李振三一直牢记祖父李鼎铭的嘱咐，潜心钻研中医，继承祖父的中医研究事业，以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造福于民。他刻苦钻研、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他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求索精神，他视病人如亲人、认真负责的医德等等，都是闻名四方、有口皆碑的。

    父亲的医术在实践中很快得以提高。祖父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常常只是坐堂行医，而父亲则遵嘱翻山越岭为贫苦百姓看病，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随叫随到，对贫苦百姓交不起药费的，往往少收费或不收费。他高超的医术，治病救人、解难扶危的精神得到米脂县内外广大民众的赞誉。

    在延安期间，父亲常常骑着毛驴陪同祖父为首长诊病、按摩，提供保健指导。由于当时大家对中医药认识不足，给首长治病就很难，而且责任非常重大，必须得到组织批准（当时连给其弟吃中药都要经组织批准），所以祖父非常谨慎，总是与父亲反复商讨后，才下药为首长治病。父亲出诊总是随身带着他的针灸包，可大家对针炙存有偏见，往往派不上用场。但是，父亲诊病果断，勇于担当，处方大胆，他们高超医技和明显的疗效得到首长的信任和高度赞扬。这为后来发展祖国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3年以前，父亲担任领导职务，为党勤奋工作，还一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免费为群众治病。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几乎每天中午、晚上下班前，就见门里门外排满了看病的人群，父亲下班一进门顾不上吃饭喝水，放下公文包就坐下为患者诊治。父亲看病很认真仔细，号完脉总要先了解病人的思想状况，对病人十分亲切和气，要先讲病因，再讲治疗的道理，使病人对战胜疾病有信心（父亲称治病先治心），然后开方。他开了药方，还要告诉病人如何煎药，如何加水，饮食起居，一一交待清楚，还要抽空亲自上门诊治，随访，负责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