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政权建立起来后，红军给每个成员和骨干办事群众制发了注有职务、姓名和加盖有政治部印章的红布条做成的身份证件，佩戴在胸前，便于在军民中开展工作，不受红军警戒人员的盘查。

    水磨关村政权机构组建后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因军事形势的发展和敌情的变化，西四十里铺政权、梅家寺区政权机构及其这两个村、区政权的成员虽各为建置、合署于水磨关曹家楼工作，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于此，三个政权的青年队队员约一百七、八十人也集结于水磨关陈家新庄，统筹安排，调动使用，直至红军撤离。

    水磨关村政权建立起来后，配合红军做了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派出青年队员协助红军侦查了解水磨关一带的马家军调动、驻守等军事部署情报，抽调人员及时给部队行军、作战带路当向导；二是调查这一带地主老财逃跑时转移、埋藏的粮食、财产等情况。配合红军先后搞开了这一带的地主王海龙、王中伦、陈世增、田有珍、田有泽、焦克勤、张炳文等十多户地主老财的油坊、粮坊、夹屋、地窖，搞出了大量的粮食、清油、布匹、皮毛、白洋、大烟土、衣物等，不仅筹集了红军给养，而且还将其中一部分粮食、布匹、衣物用来救济贫苦群众。组织几百名成员的人力、畜力运输队伍，在武装人员的保护下，多次往返奔波的人流在水磨关附近、南泉、北泉、新城子南湾、田家庄一带，人背、牲畜驮等粮油等物资，解决了运输力量的困难。把大批红军所需的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交送到水磨关、县城。水磨关王家油坊的近万斤清油，由青年队员们拉着三辆大轮车全部交给县城的供给部门；四是抽调皮匠，集中在陈家新庄、王家西新庄，将陆续征集来的皮、毛赶制成皮帽、毡鞋，解决了作战部队急需的御寒冬装；五是利用水磨关河流上地主家的七、八座水磨，由近百名地方群众日夜轮流为红军磨面粉四十余天，不少群众在武装人员的保护下，多次到冰天雪地的祁连山里驱赶地主老财的牛羊二、三千（头）只，为红军筹集了大批肉食和部分急需的皮毛。水磨关的张山先、贾德等数名群众，先后连续在水磨关、县城等地为红军宰杀羊只十余天；六是动员青年参军。水磨关的张水先等数名青年在水磨关踊跃参军，红军西进时跟随西进，不久有的失散回来，有的至今音信全无，有的流落异地。给地主牧羊的青年毛长林将羊交给了红军，他也参加了红军；七是在战场上抬担架抢救伤员，掩埋烈士遗体。十二月下旬，水磨关南沿沟滩战斗中，村政权调集群众配合部队参战，不仅从战场上抢救伤员，何家大庄的赵连奎、刘玉祥、毛七等群众，将战斗中牺牲的二、三十名红军遗体全部集中在一座废墟砖瓦窑坑穴中（墓址现存）。傅家庄的群众马官官（乳名）将死亡在该庄内的二十余具红军遗体只身背往附近掩埋。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军撤离后，惨无人道的敌人，为炫耀这次战斗中的“成果”，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派出军警，荷枪持弹，搜尸掘尸，威逼群众把已埋葬的尸体抬到水磨关河滩上，推积在一起拍照后，扬长而去，地方群众不忍心烈士遗骨暴尸荒野，自发起来，再一次就地掩埋。

    红军撤离后的当天，西十里铺、水磨关、梅家寺三个村区政权其成员均遭到马家军及其执法队和地主恶霸保甲势力的围剿、搜捕，先后将所有的政权成员、部分青年队的骨干和部分曾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被捕获，有的送交县城监狱，大部分扣押在水磨关的王家西新庄，设立公堂，悬梁吊打，刑讯逼供。水磨关村政权主席马富善、青年队长晁福国均未能幸免。于此，恶霸地主、区长陈世堂、王中伦等借机向人民群众反扑，敲诈勒索，带领帮凶、挨门逐户清查辨认，讨索分给群众的财产，还向每户群众讨还小麦五升。遭受摧残的政权机构，随着红军的撤离自行消失，终止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