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七事变前重建和恢复、发展农村党支部、组建抗日武装成为吴立人的一项重要任务

    吴立人从学生时代就积极投身革命。1930年7月，15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后积极加入左联、反帝大同盟等进步组织。1931年7月由保定二师共产党员刘光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吴立人积极参与或领导了学运、农运、革命暴动；恢复、重建、发展地方党组织，组建抗日武装等工作。土地革命时期，开始成长为用生命播下火种的共产党人。1931年8月，吴立人受刘光宗的派遣，回行唐县秘密策划组织学运，罢免贪污腐败的县教育局长张考槐，释放被抓捕的进步学生。1932年7月，吴立人随中共保属特委李之道领导的保定地区十多所大中学校，发动了反对国民党不抗日、“攘外必先安内”、声援保定二师“七•六”学潮斗争。之后被校方开除。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笼罩着白色恐怖，特别是在北方党的中心腹地保定地区，党员都以单线联系的方式转入地下。吴立人曾用过吴毅民、吴一民、吴国芳、吴立仁、王爽秋、王韶秋、王绍秋、王韵秋等若干个名字做掩护，有的名字至今仍不知晓。当时中共在王明“左”倾冒进主义的错误领导下，发动了一系列革命暴动，当鲜血染红大地时，带之而来的是共产党人的觉悟和民众的奋起。吴立人也参加或组织或领导了其中的暴动，接受革命暴风雨的洗礼。

    1932年8月，吴立人作为时任共青团保属特委书记白坚的助手，在武装暴动的日子里与保定20名党团骨干，参加了中共保属特委湘农、黎亚克、白坚领导的高、蠡暴动，他负责宣传工作，夜晚贴标语，白天做群众工作。由于敌众我寡，暴动持续5天后失败。敌人疯狂反扑，对参加暴动者残酷镇压，实行恐怖政策，高蠡两县的党组织陷入瘫痪状态，保属特委也遭到破坏。在这次暴动中，吴立人结识了李子逊（安平县人）、王凤斋等共产党员。抗战时期，吴立人任九地委书记兼晋察冀第九军分区政委时，与时任司令员的王凤斋同志共同领导九分区党政军民，又一次成为亲密战友，在九分区抗战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永载史册。

    1933年2月，吴立人受上级委派，秘密返回家乡行唐县，住在水泉村堡垒户王唤、张洛荣家，找到水泉村支部书记张金福，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在水泉周围十几个村庄建立了党支部，发展党员。3月，与行唐县委书记孙来恒等领导了水泉暴动。起义队伍与敌人激战数日后，因众寡悬殊，武器、粮食殆尽而失败。国民党反动势力对这一带党员群众进行了疯狂报复，大肆抓捕共产党员，行唐县党组织遭到很大损失。河北团省委书记吴正廷在石门被捕后即叛变。中共直中特委书记李耕田自首变节，中共保属特委和中共直中特委遭到严重破坏。正定、藁城、元氏、井陉、赵县、新乐、束鹿、正丰煤矿等地党组织负责人连续被抓捕、被通缉。吴立人受国民党通缉，遂与敌人周旋、遂辗转于保定西部地区农村，継续开展地下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保定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保定行营对保属各县党组织和革命人民群众进行长期的拉网式的反复搜捕，吴立人亲历了中共保属特委五次遭到破坏。这期间由于各县基层党组织遭到惨重损失，使刚刚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被残酷镇压，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保属特委处于最黑暗的历史时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6年上半年国民党保定行营南撤。

    1933年初，河北省委代行保属特委职权，随后恢复与定县中心县委和保定东乡、容城、完县，满城，涿县、博野，蠡县、高阳、饶阳，安平，深泽及肃河特区等县、区党组织的联系。4月，吴立人任保属特委巡视员，分管领导保定西南地区工作。后保属特委屡遭敌人破坏，特别是1933年底到1934年春，安平县委直属领导保属特委的巡视员范克敏叛变投敌，保属特委下属党组织的名单落入敌人手中，许多共产党员被杀害，特委书记贝中选回原籍邢台钜鹿不归，其他特委成员多数被迫出走，基层党组织几乎全部瘫痪，停止了活动。吴立人找到陆治国【2】、侯玉田【3】，以陆治国家为秘密联络站，在安平县一带坚持宣传、组织、发动、领导民众继续开展对敌斗争。1934年初，吴立人与陆治国、侯玉田商议，决定分别到北平、天津寻找党的组织。吴立人于同年秋考入蔡元培创办的私立华北大学。一边读书，一边以学生身份作掩护，积极寻找党组织。

    1935年初，吴立人参加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黄河水灾赈济会，北平学联等学运组织，任自卫会西安门地区负责人。与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冷楚、彭涛等取得了联系。和黄敬、彭涛、姚依林、周小舟等学运领导人一起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等学生爱国运动，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了扩大抗日救亡的宣传，把学生运动发展为广泛的民众运动，为了抵制国民党政府用提前放寒假的办法破坏和瓦解学生运动的措施，党组织决定成立“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实行学生同农民相结合。南下宣传团内成立了党团（即党组），书记是彭涛，吴立人作为彭涛同志联络员，参加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任二团宣传队长，一方面负责宣传“一二•九”的抗日主张；一方面负责寻找、联络失散在各地的党团员并积极发展新党员。

    中共保属特委书记李菁玉1935年9月，恢复了中共保属特委，将安新县委组织委员张君家作为保属特委三个秘密固定开会地点之一，张君积极协助支持保属特委工作（后张君于1937年8月任保东特委书记、保属省委书记；1938年8月任冀中区党委组织部长）。1936年1月，南下扩大宣传团到达保定后，吴立人与中共保属特委取得了联系，李菁玉恢复了吴立人保属特委委员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以特派员的身份负责恢复深（县）、武（武强、武邑）、饶（阳）、安（平）等数县地方党组织。保属特委组建了保东、保南、保西三个中心县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保东特委，张君任保东特委书记，李菁玉派吴立人多次参加在高阳县张君家召开的秘密会议。协助张君做恢复安新、雄县、蠡县、博野、新城、肃宁、河间、任丘、高阳等县党组织的工作。吴立人不畏白色恐怖，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党组织的联络、恢复与发展党员、组建抗日武装的工作。从此，抗日的烽火在直南地区燃烧起来。1936年6月，直南特委进行了改组，李必根【4】调回省委，张霖之继任特委书记，马国瑞任组织部长，王韵秋（吴立人）任宣传部长。尽管当时活动经费十分困难，环境仍很恶劣，他们毅然积极整顿党的各级组织，寻找暂时失掉关系的党员，继续领导广大党员和群众开展地下革命斗争。为以后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冀南革命斗争史 1925-1949》冀南革命斗争史编审委员会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第92页）。

    （1）七七事变前吴立人多次去安平，与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结下不解情缘

    原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为《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写了序言。该书介绍了吴立人1936年1月在安平县恢复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情况。《中共衡水党史资料》第14页载：“弓仲韬于35年底受地下党吴立人领导，与女儿弓乃如【5】恢复了安平、饶阳党的组织”。在土地革命时期，吴立人与弓家建立的深厚革命友谊，被孙犁写成小小说《种谷的人》，发表在1948年的《晋察冀日报》。文中主人公“树人”的原型即为吴立人同志。根据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弓乃如回忆，吴立人1936年1月至8月曾多次到达安平，秘密开展恢复重建安平县党支部的工作；根据原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严镜波【6】（1935年4月仼饶阳县委组织委员）在回忆录《我的一百年》第86页写到：“吴立人恢复饶阳县党组织是在1935年4月底”。根据党史资料和一些老同志回忆，“七七事变”前，吴立人在恢复饶阳县党委后，又多次秘密潜入安平，代表河北地下党组织寻找失联的弓仲韬、弓乃如等中共党员，恢复了安平台城村党支部和县党组织的工作。这些往事如烟的回忆逐渐了解了吴立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那段至今不为人知的艰难历程。

恢复、重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的吴立人同志。（中红网红色图库）

    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的创始人是弓仲韬。1886年弓仲韬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1916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思想。毕业后，他结识了李大钊。1922年安平县李锡九【7】经李大钊介绍入党成为衡水地区第一名党员，回原籍安平县宣传革命道理，开展党的工作。1923年4月，李大钊又介绍弓仲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派遣他回乡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农村基层组织。

    1923年弓仲韬奉中共北京区委指示，秘密回到了原籍安平县开展革命工作。弓仲韬回到台城村后，编写了通俗易懂的“平民千字文”，卖掉了自家的二十几亩地，办起了“平民夜校”，宣传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弓仲韬还建起农民的群众组织——农会，并吸收思想进步、向往革命的弓凤洲（弓仲韬发展的第一名党员，也是第一个农民党员）、弓成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李大钊同志批准，1923年8月的一个晚上，弓仲韬、弓凤洲、弓成山三人在台城村“平民夜校”，由弓仲韬主持召开台城村共产党员会议，组建了“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因中共顺直（河北当时名称）省委和安平县委尚未成立，台城村党支部直接受中共北平区委领导，简称“台城特支”，弓仲韬任党支部书记、弓凤洲为组织委员、弓成山为宣传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台城特支”成立后在中共北平市委指示下，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在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队伍，扩大党组织影响。随后弓仲韬又建立起敬思村、北关高小两个党支部。

    1924年8月15日，为加强统一领导，弓仲韬召集3个党支部推选出的9名党员代表，在敬思村召开了安平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建立了河北省第一个中共县委——安平县委，弓仲韬任县委书记。中国农村党建的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在1924年的时候，全国只有党员994人，安平县就有20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二。

    从1923年8月台城特支成立到1927年，弓仲韬的革命活动卓有成效，革命烈火越烧越旺。1923年，他首任台城特支书记；1924年8月，安平县委成立，他首任安平县县委书记；1925年，安平县委和饶阳党组织合并，他任安饶联合县委书记；1926年，安(平)、饶(阳)、深(泽)三县中心县委成立，他任三县中心县委书记。弓仲韬变卖田地解决办学和办公经费，又变卖家产开办工厂解决贫困党员的生活，到1934年时，他的家产所剩无几。在他的影响下，全家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弓仲韬的三个妹妹弓诚、弓蕰武和弓彤轩，两个女儿弓浦、弓乃如，都是早期中共党员，投身中国革命事业。

    反动当局称弓仲韬是赤色分子，其家庭是赤色家庭，于1927年、1930年、1934年多次命县警察局逮捕弓仲韬，弓仲韬被迫四处转移。这段白色恐怖时期，弓仲韬为中国革命献出了两名亲人的生命。弓仲韬的大女儿弓浦在北京参加游行时被敌人残忍杀害，弓仲韬的儿子则因特务在煎饼里下毒而死。“七七事变”之后，弓仲韬同妻子和次女弓乃如到西安找党，女儿去了延安，妻子病死在途中，他只身一人流落到一个资本家的工厂里打工，在工厂里因为宣传革命，资本家使毒计害瞎了他的双眼。弓仲韬的次女弓乃如1925年入团，不久转党。1926年在家建立了台城女团支部，弓乃如任团支部书记。后任女师党支部书记。她是安平县女高小和女师的学生领袖。1928年领导女高小学生进行了驱逐县国民党部安插在学校的钉子段振刚的斗争，1933年又领导女师毕业生进行了要求就业的斗争，是令反动当局仇恨和恐惧的人物。

    1933年冬，保属特委巡视员范克敏被捕叛变，随国民党警特人员到安平、饶阳、深县等地指捕中共党员，许多共产党员被杀害，县委领导成员和部分党员相继离开安平，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创始人弓仲韬过着四处躲避的日子。这时，弓乃如的身份也已经暴露，不得不结束了在野营村当教员的工作。这期间保属特委所属的安平县、饶阳县等基层党组织几乎瘫痪。1935年11月，时任安平县委书记的刘国生因叛徒的出卖，躲避到了石家庄。当时的安平县党组织失去了领导，停止了活动。组织中断。

    1936年1月，也就是一二•九运动后不久，吴立人持李子逊【8】的介绍信来到安平县，冒着随时被逮捕的危险，开展党的组织建设。先后与弓仲韬、弓乃如、李子寿【9】、弓濯之、张孟旭【10】等共产党员取得联系，了解安平县党组织情况，组织恢复党的工作，积极推动革命活动。为发动群众投入到抗日斗争做了大量的组织和思想准备工作，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吴立人到安平后，选定弓乃如家为秘密联络点。当时党的建设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找到与组织失联的党员并对其身份进行认定，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吴立人很快与一部分党员取得了联系并很快地发展了新的农村党的组织。吴立人当时采取的主要方法是，首先依靠老党员提供线索，按区村范围进行分工，把失去联系的党员寻找出来；其次，由当事人将自己失去联系后的表现向党组织说清，并经其他党员或可靠人员作证，再经组织研究决定是否恢复党员身份。这种方法，既积极又慎重。

    据弓乃如回忆，当时吴立人交给弓乃如的任务是：找到失联的老党员接头，在找到村、县失联党员后立即恢复党组织，组织抗日救国会。这期间，安平台城村党支部又得以恢复工作，李国安任书记。支部恢复后釆取秘密单线联系方式，弓乃如的活动始终处于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对上只与吴立人单线联系。

    安平县老党史办主任商海在《中共安平县党组织创始人弓仲韬》一文中写到：1934年，由于保属特委巡视员范克明（范克敏）叛变，安平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县委暂时停止活动。1936年1月，弓仲韬接受吴立人的委派和女儿弓乃如一起积极恢复安平、饶阳等县的党组织。

    两个月后，吴立人奉调又去了北平开展地下工作。不久，弓乃如收到了吴立人的来信。随即告别了父母，匆匆赶往北平，住在前门外的万福客店里，很快与吴立人接上了头。按照吴立人的安排，弓乃如的主要工作是为他收转上级党组织和各地的来信，公开身份是一家教会学校北方小学的国文老师，不久，弓乃如搬到了北方小学居住。每次与吴立人接头，都按照严格的规定提前约好，地点选择在公园里或商店、舞厅里，交付信件后就匆匆离去。一天，弓乃如按照约定与吴立人接头，等了好久也不见吴立人的人影。弓乃如悄悄地赶往吴立人的住处打听消息，才知吴立人被捕了。弓乃如随即根据组织规定，辞去了北方小学的工作，回万福客店避风，等待吴立人的消息。

    大约三四天后，吴立人由于没有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抓住什么把柄，又经过内部的地下党员营救，很快得以脱身。吴立人与弓乃如重新联络后，根据上级指示，派弓乃如返回安平，继续加强安平党的组织工作，开展革命活动。不久，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吴立人离开北平，再次到安平县，仍以弓家为联络站。使恢复了的安平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加强，很快将已失去联系的大批党团员恢复了组织关系。同时，又恢复或建立了一批党组织，并发展了一批新的党员。党的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党员队伍的扩大，为安平县的抗战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扩大了宣传组织抗日救国等活动，使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深入民心。中共安平县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点燃了中国农村革命的烈火，并很快燃烧至整个华北各县，为中共在这一地区展开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6月，河北省委调任吴立人任直南（新）特委任宣传部长。吴立人先后与保属特委书记李菁玉、特委委员陆治国、侯玉田、吴建民等接上头，以陆治国家为保属特委的秘密联络点。联络点成立以后由于来往的党员干部较多，为便于掩护，陆治国又筹措资金在自家建立了肥皂厂，侯玉田、吴立人等党员干部作为厂子的工人和客商，以肥皂厂作掩护，共同领导安平等县党组织的恢复， 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抗日斗争。由于肥皂厂经常有人来往，引起了反动警察的注意，一天晚上，吴立人和陆治国正在研究工作，国民党警察包围了肥皂厂，在外边放哨的陆治国的母亲杨月及时告诉他们躲藏。当时陆治国家的肥皂厂还没有地道等遮掩的地方，只好挖开了后墙，逃进了房后芦苇里，险些被捕。

    在这期间，吴立人指示任庄村人李子寿，组织县内一些热血青年，发起成立了安平县“反帝大同盟”，参加者有边志良、陆锡藩、邱其顺等青年知识分子。油子村共产党员王根深，在县城内开“恒文书局”，以此作掩护刻印宣传品，利用卖书卖报之机进行宣传，后来迁移到北街，易名为“利友书报社”，继续进行秘密活动。组织村民罢免“恶霸村长”。打响武装斗争第一枪。

    吴立人还指示李子寿、张玉田秘密串联共产党员李宏文、陈国章、李子侦、李多福等人打入自卫团内部。李子寿、张玉田等人精心策划，通知各村的自卫团团长们，叮嘱大家决不随反动县政府南逃，一定要就地坚持家乡抗战。分化瓦解了安平县的国民党县长王凤翔打算带保安队、自卫团南逃计划。眼见得大势已去，王凤翔无奈中只好携带家眷和心腹亲信二十余人，当然还有县政府的印章、钱财等物，匆匆逃离了安平县城。至此，国民党政权结束了在安平县十年统治的历史，并且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也未能再重建机构。

    为提高党的战斗力，吴立人还与张孟旭、弓濯之等一起，开办了不同类型的培训班、农民夜校。如村支部书记训练班、农会干部训练班、妇女党员干部训练班、小学教员培训班等，重点学习党的基本知识、抗战基本常识、以及农会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知识等。这些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干部的觉悟和能力，激发了党员干部投身抗日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全县的抗日救亡宣传发动工作。

    安平县委和基层党支部恢复后，由于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使安平县党团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带之而来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党支部由1935年的24个发展到43个，党员由193名发展到288名，团员由124名发展到240名。如此数量的党团员，在“七七事变”前国民党统治的北方地区实属罕见。正像冀中老干部罗玉川、王念基同志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冀中区党委选择深、武、饶、安一带作为领导机关的活动基地，突出的因素也是这里群众基础和党的工作基础雄厚。安平县党组织的恢复与武装斗争的发展为今后的抗日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扩大了党的影响，使我党成为当地人民抗战的领导核心；建立了人民的抗日武装、群众抗日团体、抗日民主政权，改善了民生。为抗战期间冀中军区根据地的建设和打击日寇建立了坚强的堡垒。这些党支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被誉为“对敌斗争的模范党支部”。安平县也成为冀中根据地长期抗战的指挥中心和军事中心。自1938年冀中区党委在安平召开党代会以后，深、武、饶、安就一直是冀中区党委驻扎和活动的重要县份”（见《抗日斗争史资料选编 上》王念基，张辉主编 1987，第1页；《关于冀中区党委、行署在饶阳县活动情况的回忆》——罗玉川【11】）。当中国共产党高扬全民抗战大旗振臂一呼时，安平的人民随即响应，奋不顾身投入血与火的战斗，他们以极大的革命热情，续写了这一片土地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辉煌和骄傲。由于党的基础好，群众觉悟高，1938年4月21日，在安平由黄敬主持了召开了冀中区党委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冀中军区、八路军三纵等均在安平县创建，安平这方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诞生地，这块红色的沃土又成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诞生地。

    （2）恢复饶阳党组织

    在恢复安平县党组织的同时，对遭受严重破坏的饶阳县党组织也进行了恢复和发展。

    1933年冬，由于保属特委巡视员范克敏被捕叛变，造成1934年1月饶阳县委书记温之蕴被捕，县委组织中断。

    1935年麦收前，范克敏又一次来到饶阳，假借开会名义，把全县小学教员骗到县城，逮捕了其中的共产党员。又调来安平、献县的保安队，按名单逮捕各村的党员。这次被捕党员共计四十多人。这是饶阳党组织第二次遭到的破坏，使饶阳党的活动基本上停止。

    1935年6月，吴立人对外以新闻记者身份为掩护，实则是中共保属特委特派员，到饶阳县恢复被破坏的饶阳县委，受中共保属特委领导。当时吴立人是和弓仲韬一起来到饶阳，在饶阳县找到了1933年入党的北师钦村堡垒户李文光家。通过李文光与焦守健【12】及饶阳县第一名党员韩子木【13】取得了联系，并住进了韩子木家。几天后，吴立人主持召开了县委会，饶阳县委正式恢复。吴立人在征求饶阳县部分党员意见的基础上指定焦守健担任县委书记，严镜波担任组织委员兼妇女工作，路铁岭担任宣传委员。1936年6月，吴立人以中共直南（新）特委宣传部长的名义再次来到饶阳，这段时期的工作，被记录在《饶阳县志》饶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8 第420页），“1936年6月，中共直南（新）特委宣传部长吴立人到饶阳，与焦守健取得联系，于夏末建立了中共饶阳县工作委员会，指定焦守健为书记，机关设在饶阳县城内，受中共直南（新）特委领导，饶阳县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至1937年7月，全县党员发展到160名。”

    吴立人的到来，很快就使饶阳县党的工作陆续开展起来。由于党员的积极活动，到1937年底，全县已有43个村建起了党支部，党员发展到592名。在此基础上，相继建起了4个区的党委组织。为抗日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吴立人的带领下，饶阳县委发动学生中的党员帮助做宣传动员工作。深入到学生们中间，把上级党组织积极抗战的精神传达给学生中的党员。学生党员在街头慷慨激昂地演讲，痛斥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国土沦丧、家破人亡激起的民族义愤，在血气方刚的青年中迅速扩散，爱国青年们掀起的报国热情，又影响了县城里积极抗日的进步青年。党员积极带头，青年村民组成担架队，女生组织起战地救护队，接受救护训练，准备随抗日武装奔赴抗日前线。妇救会还组织学生自编自演抗日话报剧到街头宣传抗日，为抗战募捐，动员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参加抗战。县城里的商户和路过的行人慷慨解囊。一天的工夫，妇救会就收到300块大洋的捐款。军队、担架队、救护队从县城走过，喊着嘹亮的口号，迈着整齐的步伐，吸引了县城里的人们。

    饶阳还建立起抗敌后援会，焦守健亲自任主任，路铁岭负责宣传。县委创办了油印的《民声报》，开设了青塔书店饶阳分店，全县还建起了52个业余剧团和各种宣传队，广泛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纲领。饶阳县城里日军兵临城下所造成的慌乱局面，被团结一心、积极抗战的热潮所覆盖。

    （3）成立“武武、衡武工委”，恢复发展武强、武邑党组织；领导学运，担任冀六师党的领导

    1935年到1936年期间，中共河北省委派吴立人以保属特派员和直南（新）特委宣传部长的身份，多次到武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对敌斗争。为武强县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抗日救亡工作的进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河北省武强县党组织建立较晚，1932年才有了第一名共产党员史大呼【14】，党的组织比较薄弱，1933年又遭到叛徒范克敏的出卖和国民党反对派的迫害，恢复和发展党组织任务既迫切又艰巨。
武邑县芦家口村爱国进步青年高持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在南方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

    1935年春，为抵制地主、奸商的高利贷盘剥，解救贫苦群众的灾难，史大呼与武邑县的高持真【15】在武邑圈头镇办起“消费合作社”，组织开明士绅和农民入股，经营日用杂货，不久，史大呼又秘密联络进步青年在武强建立了“救穷合作杜”。以此为掩护，宣传党的主张，在青年中传播进步思想，启发和引导青年进步。一方面抵制官商的高利盘剥，为贫苦群众节省些钱财；另一方面以合作社为阵地联系进步青年宣传抗日救亡。

    1936年1月，吴立人告别一二﹒九南下扩大宣传团后，多次往来武强一带宣传抗日救亡，发展党的组织,通过多种渠道找到史大呼（又名史秀歧、史宇震），开展组织发展壮大武强县党组织的工作,指示党员史大呼以教员的身份活动于武强县城北、城南的小学教员和进步青年中，为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物色培养人才。由于党组织在这一地区的工作，使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逐渐在苦难中觉醒，特别是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思想较快，积极投身到革命活动中，他们利用印刷宣传品、办进步刊物等方式，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罪行。

    1936年2月，时任保属特委特派员的吴立人，根据省委决定，负责开辟深县、武强、饶阳、安平、武邑、衡水、束鹿一带的工作局面，建立省委交通站，恢复京汉铁路沿线的党组织。宣传抗日救亡主张，恢复发展党的组织。经深县唐奉镇老党员刘子祥（1938年6月任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主任）介绍，来到武邑县圈头镇工农经济消费合作社，结识了高持真。经过接触，吴立人确认高持真是一个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便介绍他参加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同时介绍在圈头消费合作社工作的进步青年高东宾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7月间，吴立人又介绍高持真加入中国共产党。吴立人发展了武邑县最早的两名共产党员——高东宾、高持真，组建了武邑县最早的党组织，从此点燃了河北省武邑县的革命星火。先后在合作社工作过的党员有：史大呼、高东宾、高持真、史文波、李治平、张景占、蔡元昌等。后来这个经商组织便成为掩护地下党干部、发展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

    吴立人在白色恐怖下，秘密活动、披星戴月、忍饥挨饿、呕心沥血，常年奔渡在乡间小路上，有时一天奔波两个县，白天忙一天，晚上还要继续工作。同时，为了尽快的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建立农村和县及中心县党支部，扩大抗日武装力量。

    1936年春，吴立人委派中共党员冀行（又名尹继昌），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在武强南部串连和组织小学教员刘景平、石晓兰，刘春耀等人成立了“晨光读书会”。读书会是团结、教育青年小学教员，向他们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启发抗日救国热情，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扩大共产党的影响阵地，是武强大地播下抗日的革命火种的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开始有会员4人，后发展到7人。读书会订阅各种进步书刊，在小学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中传阅，组织青年和小学教员阅读进步刊物，文章，宣传抗日，扩大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带的影响，并通过大唱进步歌曲、读书读报、座谈会、写文章、写读书笔记、谈时事等形式，把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通过“读书会”成员向广大农民群众做宣传教育工作。时任中共直南（新）特委宣传部长吴立人（即王韵秋同志）还通过读书会向革命青年教唱《救亡进行曲》、《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我们的敌人凶似狼》、《打回老家去》、《慰劳伤兵》等著名的抗战歌曲。通过大唱革命进步歌曲，拨动了大家抗日救国的心弦，起到了极大的教育作用。这个“读书会”从1936年春季成立，到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即日寇全面侵华时停止活动，共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晨光读书会”时间虽短，却在沧石路畔、滏阳河两岸播下了“星星之火。”（摘自《回忆“七•七”事变前的“晨光读书会”》刘景平 《武强县文史资料 第2辑》 P70-75）（刘景平曾为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1936年冬任李齐居中心支部书记。1938年任武强县游击大队政委）。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所有读书会的成员很快成为当地开展抗日工作的中坚力量。

    1936年5月底，吴立人又一次来到武邑县，与高东宾、高持真联系，便在中共河北省委和直南特委的领导下，决定以圈头乡消费合作社作掩护，成为直南特委在武邑的秘密联络点，积极宣传党的抗日纲领，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联系上层人士，发展统一战线，组织武邑县圈头、龙店一带农民反抗地主压迫剥削的斗争。

    1936年6月，吴立人由保属特委特派员转任中共直南（新）特委宣传部长前后，与直南（新）特委书记张霖之【16】及组织部长马国瑞【17】在芦口村召开有武强、武邑两县的部分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的会议，号召大家准备迎接全面抗战的到来，并要求与会人员做好青年、农民、学生、妇女的工作，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不断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6年9月，为加强党建工作，吴立人根据直南特委的指示，一方面抓衡水地区各县党的建设；一方面抓冀县六师党对学运工作的领导。

    当时，吴立人从衡水县调来冀县六师【18】学生、中共党员赵时珍（化名李子谦，衡水县人，在冀县六师上学时入党），到圈头镇消费合作社工作。赵时珍以卖文具为名，走遍附近小学，在教师和学生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同年10月，经吴立人报直南特委批准，在圈头镇成立了武邑、武强工作委员会（简称“武武工委”），推选高持真为书记，高持真、冀行、赵时珍、史大呼为委员，负责领导武邑（北部）、武强两县的工作，高持真任工委书记，赵时珍任宣传委员。工委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建立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上层分子；广泛宣传发动群众，积蓄革命力量。

    1936年至1937年8月，吴立人负责衡水地区党组织工作期间，1936年7月，张海峰从冀县六师毕业回到衡水县，一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继续开展党的工作。据《衡水历史名人》第154页《中流砥柱——张海峰【19】》“播撒火种”部分记载：“张海峰向奉命来衡水布置工作的直南特委宣传部长王绍秋（吴立人）汇报工作，王绍秋听完后很高兴，告诉他：‘武邑县有个高持真，工作很活跃，回去后你可与他取得联系，联合开展工作。’随后，告诉他接头的地点和暗号。”“张海峰听完后，饭顾不上吃，立即收拾一下衣物，连夜赶往武邑县圈头镇接头地点”。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张海峰与高持真取得联系后，加强了圈头镇消费合作社党组织工作。后来，吴立人派张海峰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训练班’的，为培训抗日青年优秀骨干组成抗日武装做好准备工作。

    1937年春，在吴立人的领导下，武邑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芦家口村支部正式成立。党支部成员有6人：高持真、赵时珍、方纪【20】、曹英俊、赵少和、尹继昌，负责人是赵时珍。

    芦家口党支部建立后，一方面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另一方面着手组织工农抗日武装。党支部先后发展本村高润田、芦万生、芦风岗、高云利、孙绍州、高站英6人入党，党员人数发展到十几名。在圈头消费合作社的崔子瑜（武邑县前怀甫人）、姜德昌（武邑县护驾林村人）也先后加入党组织。之后，崔子瑜在本村发展崔化民、庞涛、崔永路入党，成立了前怀甫党支部。姜德昌也在护驾林、韩村、圈头等村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其他村庄也有了党员。

    芦家口村党支部的成立，为武邑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党领导武邑人民进行全面抗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此后，党组织在武邑县蓬勃发展，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党员群众的抗战热情越来越高。至1937年底，全县共建立芦家口、前怀甫、护驾林、韩村、圈头、苗村等6个党支部，党员达30余名，成为领导全县抗日的核心力量。

    1937年10月，史大呼同“武武工委”负责人冀行共同介绍李齐居小学青年教师刘景平加入了党组织。由“武武工委”建立了武强县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李齐居中心党支部。支部书记刘景平。发展了一批党员。在“武武工委”的帮助下，建立了堤南村党支部和堤南村区委会（后称三区区委）。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武强县最早建立的区一级组织。

    据中共衡水市委党史办编1985年出版的《桃城烽火 第1集》 86页记载：“一九三七年初，中共直南特委宣传部长吴立人(即王绍秋)来县，主持成立了中共衡(水)武(邑)工作委员会(简称衡武工委)，创建了我县党的领导机构，从此衡水人民在党的指引下用自己的英勇斗争事迹，绘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衡水市志 下》河北省衡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北京：方志出版社 2002 第748页记载：“ 1937年7月历时10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市域中共地方组织得到较快发展。继安平县、饶阳县、故城县3县之后，冀县，深县、阜城县、枣强县、景县、武邑县6县也先后建立了党支部，深县、景县相继建立县委，冀县、枣强县和武邑县、武强县则分别建立了冀枣、武武工委。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民国26年6月末，各县共发展中共党员1303名。其中安平县522名、深县371名、饶阳县160名、冀县96名、景县57名、枣强县49名、武邑县30名、衡水县7名、武强县6名、阜城县5名。”

    1938年初，冀中第一分区机关驻深县县城，“武武工委”随分区在深县办公。4月20日，冀中党代会在安平县召开后，“武武工委”从深县移到武强县城办公，继续领导武强、武邑工作。8月，上级决定武邑划归冀南，武强划归冀中，“武武工委”撤销。由“衡（水）武（强）工委”，继续领导衡水地区人民顽强抗战。

    吴立人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在做好衡水地区党组织党建工作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加强对学运工作的领导。吴立人于1936年夏初，在任直南特委宣传部长期间，临危受命担任冀六师党组织负责人。

    由于衡水高等学府冀县第六师范是冀南最早的革命发源地之一，早在1929年这里就成立了党的组织，开展过一系列革命活动，在一二﹒九运动期间，积极组织学生举行抗日救国游行示威，声援北平“一二﹒九”学生的爱国行动，其中，涌现出一批学运领袖。张海峰1930年7月考入冀县(今冀州市)省立第六师范。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和“读书会”，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冀师支部书记，1936年5月，保属特委指示冀六师党支部组织全体师生罢课纪念“五卅”运动。张海峰在《往事珍影 北京西城老同志的回忆》书中，张一峰（张海峰）写的《以罢课纪念“五卅”运动》一文，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1936年的春末夏初之际，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五卅”运动纪念日眼看就到来了。我当时所在的冀县第六师范党支部决定通过纪念“五卅”，对冀师全体同学进行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学校当局常理绪等十万火急地向冀县县长告急，开来了大批军警。把冀师四面包围。学校当局虽然以武装包围相威胁，但同学们并没有因为他们调来军警而吓倒”。学生在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后，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冀六师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张海峰在回忆当时吴立人临危受命接任冀六师党的领导时写道：“我党为了减少损失，避免逮捕学生进步学生，吸取过去的教训，郑树均、李子汉等同志，在同志们建议下，及早离开了学校。留校的党员和冀南特委、冀师党支部则由马国瑞改为伪《亚洲民报》的记者吴立人来领导。当学校仍处在严密封锁，军警包围的情况下，吴立人带着几名同学帮助郑、李等同志在深更半夜里，翻过了校园西南角的高墙，跳下去就是洋槐丛，避开了军警的岗哨，安全地转移了。后来郑到北平进行革命活动，李参加了冀枣县委（工委）工作。”

    （4）足迹印深县

    保属特委巡视员范克敏叛变后，国民党地方当局，根据范克敏提供的中共地下党员名单在深县、安平、饶阳搜捕中共党员。大流村的张增华，院头村的韩培义、张来欣、刘树怀，南史村的郭玉声，陈官屯村的马步英、陈老雷等共产党员也先后被捕。1934年4月，县委书记张敬离开深县，县委组织中断。

    冀中老同志刘九成《西蒲町村据点的对敌斗争》（见《冀中抗日斗争资料史》第12期）一文写道：“深县唐奉乡西蒲町村党组织的建立是1934年... ...，当时有王韶秋（津南特委巡视员，‘七七’事变后改名吴立人），常到西蒲町一带，宣传革命道理和抗日救国的道理。一九三五年，该村成立救国会”。

    1936年初，吴立人以保属特委特派员身份到达深县，先联系到了当地党员刘子祥，后与马官屯村的杨铁成【21】也取得联系，由吴立人主持，在唐奉、刘屯、郭家庄、大召等村秘密发展刘书亭、杨怡然、任佩珍等5人入党，并成立了中共深县唐奉区委员会，杨铁成任书记。

    吴立人组建了中共深县唐奉区委员会，为深县恢复建立县级党组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后，保属特委恢复建立了中共深县委员会，统一领导深县和束鹿的党组织，杨铁成担任县委书记。

    深县党组织成立后，积极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联合各界抗日积极分子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热潮。当时积极活动的党员有：刘书亭、杨怡然、任佩珍、于明涛、王天一、律巍、刘敏、田慧中、孙季平、李建义、郭俊卿、张宿林等。这些党员秘密组织学生和教师中的抗日积极分子，组成抗日救国宣传队，深入到农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和募捐活动。他们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各界人民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1936年8月，吴立人来到西蒲町村，将“救国会”成员孟汝明、赵襄酋、王济民、孟宪钦转为共产党员，成立了支部，由孟汝明担住支部书记，并明确他们四人为1935年成立“救国会”时入党。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七七事变后，西蒲町村党支部带领广大群众在冀中区党委的领导下，在“据点”内发动群众，贯彻各项抗日政策，建立抗日政权和各抗日群众组织，打击了敌人，发展和壮大了我们党的组织。正是由于在土地革命时期西蒲町村的党建工作基础牢固，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秋，冀中区党委将西蒲町村誉为“冀中军区对敌斗争的模范村”（见《冀中抗日斗争资料史》1986年第36期， 《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革命两面政策》）。

    自1929年10月，在深县北溪村乡的院头村建立了深县第一个党支部，由张麟阁【22】介绍入党的韩俊义（韩复光【23】）任书记、王书钦担任组织委员、韩三嶺担任交通员，从此在那一带翻开了革命斗争新的一页。1934年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后，吴立人于1936年将院头村党支部恢复、重建，并亲自主持了党支部恢复成立大会。曾任院头村党支部书记的韩复光在回忆中说，“当时吴立人同志给党支部成员宣布了党的纪律：谁要是泄密就要受到党的纪律处分；如果出了叛徒，党内可以直接处置。关于吸收党员的问题，他强调：发展党员要严格慎重，不可靠的人、不正派的人不能吸收。”

    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支部建在农村，带来了深县人民的逐渐觉醒，纷纷投入抗日救亡斗争。1938年6月，经北方局、冀中区党委和冀南区党委的批准，同意在冀中办一所抗战学院，由冀西游击军司令员杨秀峰任院长。据《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8月再版123页）：“抗战学院经北方局批准后，杨秀峰即委托吴立人到束鹿辛集去筹备，分民运院和军政院两部分，民运院设在深县旧州原来的第十中学，军政院设在深县城里一家因为怕日本而逃到大后方去了的地主的宅院里”。抗战学院7月招生，8月开学。吴立人担任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教育副主任，军政院总支书记、教育主任。学院两期录取学员2700多名。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正式开学，获得了北方局和冀中区党委的好评。为当时的党、政、军，及群众团体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为八路军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